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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大家挣着喊"哈罗"让外国人拍

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处于什么状态呢?先看城里人。工人是领导阶级,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进厂的工人,转正后的工资一律是二级工的标准——42.5元,这还是多少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托人说情才能够谋到的一份工作。当时没有自谋生路的可能,因为私有制或个体所有制被严格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马路上是绝对没有摊贩的,打零工的机会也是没有的。

工厂里普遍人浮于事,大家干活没有积极性,干多干少都一样,基本上都拿二级工的工资。收入分配是极其平等的,可又是极不公平的,因为贡献多的人事实上被懒人剥削了。二级工以上的工人不是没有,他们都是三年自然灾害以前评的。算上文革之前的几年,已经有十几年没有调整工资了。物价倒也不涨,不过供应越来越差,凭证、凭票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但就是没有货。百货商店橱窗里的东西都是陈列品,都是非卖品。售货员靠聊天打发日子。老百姓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青年人结婚时盼的是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买这三大件都要票,攒一年发的票也不够买三大件,结婚时只好找亲戚朋友凑。凑够了票还要准备钱。一个二级工不吃不喝,一年的工资才勉强能买上这三大件。

那时生活苦,没有人会想着去赚钱,现在人们一天到晚忙赚钱。那时候一天到晚忙的是搞阶级斗争。那时候最受欢迎的职业是副食商店的售货员,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非常管用,买副食品都要经过他们的手。跟售货员关系好的买东西可以不登本,本上没有记录就可以再买一次。司局级干部见了售货员也得点头哈腰,赔笑脸。物资的匮乏把人的尊严扫得一干二净。能买到吃的东西比什么都重要。

城里人穿什么衣服?那时候西装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文革时大家都穿中山装。中山装几乎都是两种颜色——蓝色和灰色。改革开放后有人要出国,国内才开始做西装。但是一般的裁缝都不会做。在北京,只有出国人员服务部能做,但是做出来的样子特别难看,穿出国去都被人笑话。女同志很少能穿裙子。穿布拉吉(连衣裙)是资产阶级思想,大家都不敢穿。烫发就更不敢了。要烫发,需要单位开证明,说某某同志是文艺工作者,有烫发的需要,这才可以烫发。也没有人敢穿高跟鞋。穿的自由是没有的。中国人彼此监督着,谁也不允许有资产阶级思想。现在大家穿西装、穿露脐裤,各种奇装异服,目不暇接,还有把头发染成黄的、灰的甚至绿的。这在那时是想象不出来的。

现在许多人都出国,不论是办公务还是私人旅游,出国机会很多,不算是什么特别的事。可是文革时谁有海外关系,就成了一项大罪名,就是阶级斗争的好把柄。出国是高级干部的事,出国的人都要经过严格审查,没有出身问题的人才行。一般老百姓想都不敢想,连坐飞机都是非分之想。记得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我头一次出国———去英国。我们3个人一个团,到首都机场送我们走的有3辆中型轿车,几十个人。因为出国是一件特别大的事,比结婚都重要——结婚每个人都有份儿,但是出国绝不是谁都有机会的。不要说去外国,连在国内旅行都被严格限制。

城里人吃什么?北京是全中国物资供应最好的城市。但供应的大米、白面是有限的,每月都要搭一半粗粮,如玉米、白薯。大米、白面也是质量很差的那种,现在我们都不吃的。好的大米、白面只有过年、过节才供应。外地的粮食绝大部分都是粗粮,细粮不到14。在副食方面,北京人每人每月有半斤肉,每个户口本供应4斤鸡蛋(限大户,小户供应3斤)。鱼和家禽要碰巧才有。花生和瓜子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每人2两。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去中山公园玩,竟然买到了一斤花生。全家人为此高兴了一整天。那时北京人几乎不上馆子,只有亲戚朋友结婚,才有可能上馆子吃一顿。这种经历能够让我牢记一辈子,因为吃馆子太难得了。至于外地人去馆子吃饭就更少见了。大部分的中小城市根本没有肉类供应,只有国庆节、春节会有一些。不过城里人还是农民羡慕的对象,他们至少每个月有定量粮票,能够买到粮食,也许吃不太饱,但是供应是有保证的。
               
然后谈住房。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三十年后的1979年,房子盖得很少。因为政府奉行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何况盖房子是很花钱的。那时候连吃饱都成问题,哪来钱盖房!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中国人口增加了几乎一倍,而房子盖得极少,结果是人们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差。结婚只能并铺,根本没有房子可供分配。一家三代同堂,挤在一间屋里不是稀奇的事。另外就是搞违章建筑。在走道上盖一小间做厨房,后来升级变成住房。或者在公共楼道里烧饭,在办公室里搭铺,铺上再加铺,充分利用空间。以天津为例,20世纪50年代人均住房面积为3.8平方米,到1972年降低到3平方米。

那时候人们几乎不交流思想。和朋友交流思想,那是最危险不过的事。和自己的爱人说都十分危险,因为说不定她会告发你。也许她并不想告发你,但是怕你先告发她,她自己被揭发罪加一等,不如先下手。你也会有这样的提防。所以最好是大家守口如瓶,一点风声都不露。不过外面并不安静,到处是锣鼓喧天的宣传队。一面是绝对的静,一面是绝对的闹,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人不能说,最好也不要想,免得出问题。

再看看农村里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农民最大的苦恼是如何能够吃饱饭。改革开放前,粮食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解决。如何喂饱这几亿人始终是人民政权的最大挑战。统购统销,以粮为纲,全民学大寨,口号一个接一个,政策加强再加强,可是粮食产量始终上不去。1956年时人均粮食产量为310公斤,1960年自然灾害时下降到215公斤,到1978年恢复到人均产量320公斤——徘徊了22年。现在年纪大一点的农民几乎没有没挨过饿的。最可怕的是农民没有流动的自由,只能待在自己所在的村庄里。粮食不能自由买卖,不能自由进出口,再加上人口不能流动,这才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

农民在公社地里干活,由队长记录出勤。壮劳力干重活,每干一天记10分,年轻妇女记7分或8分,其他情况记5分到8 分。到了年底,队长公布各人所挣的工分,再用全队的总工分除一年中卖余粮所得的收入,得出每一个工分能够分多少钱。社员们劳动一天的平均收入只不过两三毛钱。差的还不到一毛钱,个别的甚至出现负的工分值。劳动一天不但没有收入,还要倒贴!农民唯一的收入就是卖余粮。经营好的队,有一些副业收入,分的钱能多一点。总之,农民的现金收入少得可怜,根本不够买衣服、缝被子。我在农村时要淘汰一条穿了多年的破棉毛裤,屁股上已经快磨出洞了。隔壁的小伙子盯着我,想要我这条破裤子,天天跟我唠叨裤子的事。后来我把裤子给了他,他得以少挨一些冻。另外几个小伙子对他羡慕不已。

对农民而言,最大的问题还是如何吃饱肚子。大多数公社分的粮根本不够吃,大人一天能分一斤粮食就算不错。幸亏公社给每家每户一小块自留地。这是农民吃粮的命根子,他们竭尽全力把自留地种好,施肥浇水,不遗余力。所以,自留地里的单产比公社地里的高出很多。这说明土地的产出有很大的弹性。多投入就能多产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有了生产的自主权,产量上去了,成本降低了。粮食吃不完,连年出口。大家吃得比中国几千年以来任何时候都更饱、更好。这样的对比太明显了。

要说改革好不好,比一比改革前后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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