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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外国人眼中1978年的中国企业的景象

  1978年的中国企业是一副怎样的景象?也许我们从外国人眼中能看得更真切一点。

  1978年7月28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记者杰伊·马修斯发表的一篇中国工厂观察记。不知道通过怎样的程序,他被破天荒地允许参观桂林的一家国营工厂。从这一年的夏天开始,中国各地似乎放宽了海外记者采访考察中国企业的审批。因而,在各家国际媒体上,人们读到了多篇充满陌生感的目击记。在这篇题为《尽管宣布要对工厂进行改革,工作仍然松松垮垮》的报道中,马修斯写道:

  同中国大多数工厂的情况一样,桂林丝厂的工人看来并不是干劲十足的。就业保障、退休金保证以及其他一些好处促使中学毕业生拼命挤进工厂去工作。因此,许多人都挤进了本来就已经过多的工人行列。生产线上工人过多使工人长时间地闲着。当我走进一个车间的时候,有三名女工正在同旁边桌上的另外在名女工聊天。我一进去,她们就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然后交叉着双手坐在那里,好奇地朝我张望。在我逗留的几分钟里,只有一个女工干了活,而没有一个女工说得清楚她们的生产定额是多少。

  中国工人把他们的工作看成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机会。工厂管理人员对于工人阶级中的成员不敢压制。在这种企业里,工人的身份是可以世袭的,当一名工人退休时,他或她可以送一个子女到这家工厂工作。桂林丝厂有2 500多名工人,从来没有解雇过一个人。

  这家工厂的革委会主任谢广之(音)告诉记者,去年,全厂85%以上的工人都增加了少量的工资,对很多人来说,是10~20年来第一次增加工资。由于几乎所有的工人都增加了工资,所以这次加工资没有起到明显的刺激作用。从今年开始,工厂开始对一些劳动好的工人给予少量的奖金,一季度的奖金不超过1.75美元。

  最后,马修斯断言,“这种松松垮垮的工作态度,仍然是妨碍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

  最具有戏剧性的企业考察出现在中国中部。一位日本记者在重庆炼钢厂发现了一台140多年前的机器。这家年产30万吨原钢的工厂,使用的机械设备全都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其中,140多年前英国制造的蒸汽式轧钢机竟然还在使用。那位记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指着机器上的出厂标板问厂长,“这是不是把年代搞错了?”厂长的回答是,“没有错,因为质量好,所以一直在用。”

  在1978年8月28日的《日本经济新闻》上,该报驻北京记者冈田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飞机老是停航”的观察记:

  中国正在发展国内的交通事业,但是民航依然不可靠。首先是时刻表不可信,在一角钱一份的中国民航时刻表上,就混杂着“幽灵班机”。例如,在时刻表第25页上写着每天有去哈尔滨的班机,早晨8点15分从北京起飞。但是,实际上星期四和星期日都没有班机。我到窗口问是什么理由。回答是:“哎呀,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从什么时候改了吧。”乘上飞机后又怎么样呢?无法保证能按时飞到目的地。这次从北京去哈尔滨,起飞就晚了一个小时,在沈阳停留又耽搁了四小时,好不容易到长春转机,又宣布“因为哈尔滨在下雨,今天的班机取消”。只好在长春住了一夜,第二天竟还是“今天停航”。到了哈尔滨,我才知道原因,原来哈尔滨机场没有水泥地面的跑道,飞机是在草原上咕噜咕噜地滑行。难怪一下雨,就必须得停航了。

  同样是在8月,一位名叫伊莱·布罗德的美国房屋建造商参观了北京、广州等五个城市,他对合众国际社记者谈到了对中国的观感,“我看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发达国家”。“中国人用黏土和稻草做砖,但也使用一部分预制混凝土板来建房。中国的住房是原始的,建成后的质量很粗糙,但非常讲实用。往往一个两居室的房子里要住四代人,从80岁的曾祖母到小孩。”同时,伊莱·布罗德也感觉到了刚刚开始发生的变化:“我所到之处,他们都在换自来水管。一些新的工业区正开始建造,不过我没有看到什么污染控制的措施。”

  《读卖新闻》驻香港记者松永二日也对中国企业的落后深为惊讶。这年6月,他参观了上海的一家集成电路工厂,他写道,“日本的集成电路工厂干净得一点灰尘也没有。相比之下,上海这家工厂简直像是马路工厂。工厂方面说,产品一多半不合格,卖不出去。”他还观察到,长期的政治斗争,学校停止招生,使得中国工厂的基础人才极度空乏。他举例说,上海内燃机研究所的31名技师,平均年龄是56岁。

  在上海闵行的一间机电工厂中,松永看到了一条标语,“看谁先到达目标”。这家工厂开始对超额完成指标的工人实行奖励,每月的奖金分成三元、五元和七元三个等级。松永问了一个问题,“有没有送还奖金,仍然努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人?”工厂负责人明确地回答,“没有。”

  在经历了这一些观察之后,松永预言中国即将开始一场新的经济革命。在10月3日的一篇述评中,他直截了当地宣称,“进入建国30年的中国今后的课题是,实行高速经济增长政策,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大国”。而中国正在采取的办法则是,“在再度复职的邓小平领导下,设法加强同外国—以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关系,在国内则推行讲究能力和效率的路线”。

  松永试图用事实来证明他的观察,“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靠上海那家老工厂是不可能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因此必须下决心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近来,中国加强同外国人的经济关系的活动令人目瞪口呆。到今年9月为止,中国派出党政领导人到31个国家访问,并且接待了15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而它们绝大多数是以前的敌人—西欧发达国家。不言而喻,这种门户开放政策的目的在于引进先进技术。”

  应该说松永的观察是很精准的。1978年,除了主要领导人频频出访之外,中国政府还做了一些动作,它们在当时似乎并没有引发联想,然而在后来的研究者眼中却绝非巧合。这一年的7月3日,中国政府停止对越南的援助,13日又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技术和经济援助,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12月16日,中美发布建交联合公报。

  一疏一近,貌似毫不相干,其实却不难看出内在的某种抉择: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以经济发展为主轴,悄悄向发达国家靠拢的发展主导型战略已经开始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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