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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华民族

任何一个民族要在世界民族之林立足、生存和发展,都必须“反思”自
己、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优势和劣势,了解自己的历史和现
实,并预见自己的未来。事实上,世界上哪一个民族不在津津有味地谈论自
己的历史和业绩呢,这无疑具有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提高向
心力、凝聚力的意义。当然,通过审视的目光,在一定的参照系内完成自我
价值观照,有时也会有阴影掠过,甚至于这种反思有时是“苦涩”的。这或
许会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调动民族振兴、自强自立的热情;焕发历史责任
感、使命感等等。一个民族对自我的反思不仅有一个立场、方法问题,评价
的客观性问题,还有一个自觉程度问题,现实地说,个体自我意识和民族意
识处于蒙昧状态的“自在的生存者”是大有人在的。从前者而言,人们有时
要借助于“他山石”,问询于“旁观者”;从后者来说,人们感觉到宣传和
教育的必要。其实这两个问题并不是孤立的,人们能够找到一条一箭双雕的
途径。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的伟大民族,而且有着众
多的人口,广阔的生活疆域,这客观上已经决定了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
位。但一个民族的强弱兴衰不是亘古不变的,其在民族之林中的地位也主要
不是由人口多少、地域广狭所决定。人类文明的发展,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
一幅波澜壮阔、跌宕回旋的场景。各民族都在斗争中前进,在曲折中求发展。
我们注意到,古代欧洲文化尽管大大落后于中国文化,可是到了近现代他们
却追上来了;以四大发明著称的文明古国,在近现代却落伍了。从某种意义
上说,落伍并不可怕,关键是落伍后有没有勇气追上去;而且,是否意识到
自己已经落伍,也许是更重要的。人们不会忘记,在中国近代史上,那些曾
在京城皇宫里统治着事实上已经落后了、但仍以东方大国自居的国家的统治
者。利玛窦曾不无讽刺地说:他们“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
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
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如果他们偶尔
在他们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也会把他们当作好象不容置疑地

1
和森林与原野里的野兽差不多。”1793年,大清乾隆皇帝给英王乔治三世的
一封信中这样说道:“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
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天朝抚有四海,
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
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


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然而,诚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在
这封信交出以后的100年里,乾隆那里的人民的骄傲就受到了一系列失败的


挫折。”与此相反的另一种极端化的表现是:当代有的人习惯于割断历史来
看世界,好象中国什么都不好,连月亮也不如外国的圆,甚至觉得中国人天
生就不行,当一个炎黄子孙都觉得丢人,比外国人矮半截。即如在80 年代中
期我国兴起的“文化热”中,即有以“四大发明”、“历史悠久”自矜的传
1 ①《利玛窦中国札纪》第1 卷,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94 页。
②王先谦,《九朝东华录》卷47,第15—16 页。
③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上)第47 页。
统式颂歌;亦有对传统文化,国民性之消极面的审视与批判。多数论者是从
弘扬传统文化、振兴中华民族的动机出发的,可是,也有妄自菲薄、危言耸
听者。如此看来,一个民族,能否正确地估计自己,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
识,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人们的自我反思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片面性。
积近代以来的经验,人们注意到了“开眼看世界”的重要性。一方面,以对
方为参照系来反观自身;另一方面,需要听听来自域外关于中华文明、中华
民族的声音。
古老的中华帝国,有着悠久历史而又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早就是世界
各国注意的目标了。许多世纪以来,人们以各自不同的目光,出于不同的动
机和目的,审视这个颇具神秘色彩的国度,继之以七嘴八舌、评头论足。其
间褒贬不一,良莠杂陈,并留下了许多文章书藉。看看外国人是如何认识和
评价中华民族的,难道不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吗?尤其是那些不同时代不
同民族的知名人士,他们以其渊博的知识、敏锐的目光、独特的视角,在对
我们中华民族及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作出的评价对我们
尤为珍贵。而一些对中国、对中华民族持敌对态度的人,对中华民族竭尽侮
蔑之能事的人,在客观的事实面前,也不得不讲一两句真话,这些“不得己
而言之”的评价,也是我们不应忽视的。至于物化文化的外传,实用技艺流
入异国他乡,思想理论、文艺作品在海外出版发行,与异质性文化发生直接
的撞击,则更具有比较的意义,反响也尤为强烈。还有远足外洋的华人知识
分子、亦有令人拍案叫绝的表现。凡此种种,为我们提供了洋洋大观的“兼
听”之材。由于人们立场不同,看问题的方法各异,以及对中国和中华民族
了解程度的不同,因此,有些外国人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评价是存在偏执、
枉断、失之偏颇之处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那些具有意义和价值的东西。
溯远追昔,我们为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而骄傲;放眼全球,我们为坐失
良机造成的现实的差距而痛心。我们不会忘记,“东亚病夫”的贬称,“华
人与狗不能入内”的牌子,还有倒在南京血泊中的30 万同胞;我们更应看到,
40 年来,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已经缩短了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但由
于旧中国底子太薄、基础太差、人口太多,再加上我们工作中的失误耽误了
时间,我们今天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相当大,尤其是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严酷的现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华民族尤应提
高自信心,坚定自立自强的信念。抓住机遇,迎头赶上。
我们相信,一个伟大的、冷静的、成熟的民族不会被来自异域的那些充
满友谊和热情的话语所陶醉,而会对那些关切、同情、期望的话语加以必要
的重视;不会被近现代的耻辱和落伍所压倒,而会振奋精神,图强自立,再
展东方巨龙的雄姿!
一、威名远扬的东方帝国
 
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有4 千余年有文字可考的悠久历史。距
今170万年前,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就初露了人类黎明的曙光。中国最早的人
类——元谋猿人的西南边睡留下了原始社会最初的踪迹。公元前两千多年,
中国已跨进了文明社会,开始形成国家。夏朝的建立,使中国成为世界四大
文明古国之一。到了公元前1世纪,中国已成为东方大国。黄河、长江流域
的各族人民,经过夏、商、周三朝的不断发展,逐渐融合成汉族的前身华夏
族。其后,又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和其他民族结合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
勤劳勇敢的中国各族人民,用自己的汗水,发展了祖国的经济和文化,
创造了著称于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和距今1 千多年以前的唐朝,被称为“汉唐盛
世”,是世界著名的大国、强国。在汉武帝时,张骞两次通西域,从此开辟
了通往西域各国和欧洲的“丝绸之路”。明成祖时,郑和七下西洋,使中国
以高度的文明和繁荣富强闻名于世界。

被誉为开辟欧洲文化的动力之一的中国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
纸术和印刷术,是中华民族勤劳和智慧的结晶。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
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弗兰西斯·培根,曾赞扬中国古代的
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东西曾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
第一种在文字上,第二种在战争上,第三种在航海上。由此产生无数的变化。
这种变化是这样的大,以致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
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机械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①
 
(一)强汉通西域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强大的封建王朝。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207 年灭秦。
公元前202 年称帝,建立汉朝。在整个汉朝统治时期,社会相对安定,文化
经济发达。

西汉的司马迁是一位划时代的历史学家。他的《史记》有130篇,用纪
传体写成,书中记述了上古到西汉前期的历史。司马迁写《史记》意在“究
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东汉班固撰写《汉书》100 篇,书
中详细地描写了西汉历史的具体过程,保留了当时一些重要的原始材料。秦
汉时候的雕塑和绘画艺术相当发达,西汉的墓葬中,地面部分一般有雕刻得
十分精致的石兽;地下部分有竹木器雕刻,陶涌千姿百态,四壁绘着巨幅壁
画,一座汉代王公贵族的墓葬简直可以说是一座绘画和雕塑艺术的博物馆。
西汉初期中国就出现了用大麻和溦麻纤维造的纸,后由东汉的蔡伦经过
长期的试验改进,制成了薄薄的便于书写用的纸,他制造的纸被后人称为蔡
伦纸。东汉末年的著名医学家有张仲景和华佗。张仲景一生花了很大功夫钻
研医学,并根据自己长期的临床经验,写出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
部重要著作。华佗对外科最为擅长,被称为外科鼻祖,他用一种叫做“麻沸
散”的药物,把病人麻醉以后施行剖腹的外科手术,是世界上第一个应用全
身麻醉做手术的外科医生。
①〈英〉培根:《新工具》。

为巩固统治,汉高祖采取了一些重要的发展经济的措施,促进了社会经
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铁农具和牛耕普及使用,大规模修筑灌溉工程。钢铁
技术发展到较为成熟阶段,表现为采冶程序及工艺的完善化,以及炼炉、鼓
风技术的进步。纺织是以丝织最为进步。长安和临淄(今山东淄博)是全国
丝织业中心,所织的花纹已十分精美。
汉朝还派使节远足异域,加强联系与合作。
公元前2 世纪初,张骞通西域,当时冒顿单于征服西域,设僮仆都尉,
对西域各国进行奴役和剥削。
汉武帝得知大月氏部遭匈奴攻击,被迫西迁,郭煌、祁连之间旧地尽失。
为打击匈奴,加强汉与西域各国的联系,派汉中(陕西城固)人张骞出使大
月氏,约它两面夹击匈奴,这是公元前138年的事。张骞出使陇西,为匈奴
所俘;匈奴以女嫁张骞,迫使他变节投降。张骞坚贞不屈,被拘禁10余年。
后乘机脱身继续西行,经大宛(今苏联费尔干贫地)、康居(今苏联锡尔河
中游),抵达大月氏。但大月氏已定居妫水(今阿姆河)安居乐业,无意共
击匈奴。张骞携匈奴妻逃回长安。张骞出使西域13年,历尽千辛万苦,出使
时率100余人,回来时只剩下他和匈奴侍从堂邑父。张骞出使的任务虽未完
成,但他沿途了解了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地理、物产、风俗,为第二次
出使西域打下了基础。
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张骞建议联络乌孙,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
出使西域。乌孙原居于敦煌、祁连之间,与大月氏为邻。汉初,为大月氏攻
破,西徙伊利水(新疆伊犁河流域)。张骞率持节副使和随从人员300 余,
携金币丝帛巨万,西使乌孙。乌孙王无意东归。张骞派副使分访大宛、康居、
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等国。张骞与副使相继返回长安,乌孙派使
臣带良马随张骞到长安致谢,张骞升任大行今后第二年死去。张骞通西域之
后,中外文化的交流开始了一个新纪元。当时的汉文化较西域文化先进,所
以高度发达的汉文化在张骞通西域后大量传播到天山南北,以及更遥远的地
方。
公元73年,汉使班超带着36 人首先到了鄯善,鄯善王很热情,但后来
态度突变。班超得知是北匈奴使者到达,使鄯善不知如何应付。于是以“不
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袭杀北匈奴使者100多人,鄯善震服。以后,
他又到于阗,于阗也杀了北匈奴使者而归汉。第二年春天,班超又废掉北匈
奴所立的龟兹人疏勒王,按其人民所望,改立疏勒为王。经过班超的坚决斗
争,北匈奴的势力在南道诸国逐一被肃清,南道诸国从此摆脱了北匈奴奴隶
主贵族的残暴统治。班超与北匈奴的斗争符合西域人民的利益。
公元75年,汉明帝死,北匈奴胁迫车师叛汉,班超处境十分困难,又加
中原饥馑,社会不安。为全力对内,东汉政府令班超撤退。可是疏勒人民不
愿班超离去,于阗诸国也坚决挽留,于阗王侯抱着班超的马腿哭道:“依汉
使如父母,诚不可去。”班超依靠心向东汉的诸国,再进行艰苦经营,才又
重新稳定了南道的形势。班超在于阗等国的支持下,先后击败了莎车、龟兹、
焉耆等国的叛乱势力,又击退了大月氏、贵霜王国的入侵,西域50 余国摆脱
匈奴的奴役。东汉恢复了对西域的统治。

公元97 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行至今伊拉克、伊朗,未过海而还。
班超在西域30 余年,公元102年回洛阳时已是71 岁老人,当年病故。
自殷至战国时期,我国丝绸锦绣的生产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那
时中国丝绸经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辗转散运到中亚和印度。张骞通西域
后,丝绸之路益加畅通,大量丝帛锦绣沿此路不断西运。

这条丝绸之路,大致说东起长安,通过河西走廊,至玉门关、阳关,南
路从楼兰,傍昆仑山北麓西行,经且末、精绝、渠勒、于阗、莎车等地,越
葱岭,或西南至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一带,或西行至大月氏、安息(今
伊朗)、再往西可至条支(今伊拉克)、及今地中海东岸;北路,由玉门关
至楼兰,然后北向绕道车师前王国(吐鲁番西雅尔湖),沿西南取道北山(天
山)南麓西行,经危须、焉耆、尉犁、乌垒、龟兹、姑墨(今阿克苏)、至
疏勒(今喀什),越葱岭,可到大宛、康居,再西南行亦可至安息,及今地
中海东岸。

王莽当政时和后汉时期,西域虽几度因政局波动暂与汉政府短时中断关
系,但商业往来并未受很大影响。通过这条丝绸之路,汉与欧、亚、非各国
经济文化交流达300 年。

汉代处于中国封建经济的上升阶段,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有了很大发展,
在当时世界上颇负盛名,故有大量丝织品、漆器、铁器、釉陶等西传。据《史
记》记载,当时汉西北诸国使者成批到来,络绎不绝。中亚细亚和安息国人
“善市贾、争分铢”。据记载,马其顿商人曾由巴克特里亚经石塔进入中国
经商。当时中国丝绸最大的主顾是罗马帝国。据说,罗马贵族看到精美的丝
绸后惊呆了,他们不能理解世界上有这么高级的布料,竟是由一种吃树叶的
虫子吐出来的东西做成的。罗马共和国末期,凯撒曾穿着绸袍出现在剧场,
当时被认为奢侈至极,以后,男女贵族竟相效仿。帝国初期禁而不止,锦衣
绣服成为富室风尚。2 世纪时在伦敦风行的程度据称“不下于中国的洛阳”。
汉时,铁兵器和穿井开渠技术传入中亚。罗伯特·坦普尔指出:'中国
是世界上第一个生产生铁的国家,也是世界上首先用生铁炼钢的国家。至迟

在公元前2 世纪他们就这样做了。”铁制武器在战国时已得到广泛使用,汉
时出现了低硅灰口铁、球墨铸铁。战国时的延展性铸铁在汉代得到广泛使用,
并由块炼铁渗碳钢进一步发明了由铸铁脱碳的百炼钢,开始用生铁炒钢的新
工艺。公元前2 世纪,现在乌兹别克境内的费尔干纳人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
铸铁技术,后来再西传俄国。安息王朝也从中国输入钢铁兵器,然后由安息
流入罗马。②
 
(二)盛唐之都聚远客
 
唐朝统治的二百多年间,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
唐朝前期杰出的史学家刘知几,著《史通》二十卷,是中国史学史上第
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唐时,是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李白、杜甫是两位伟大
的诗人,李白的诗歌充满了浪漫主义精神,他的著名代表作有《蜀道难》、
《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是现实主义的诗人,他的名作有“三吏”、“三
别”。

唐代的雕塑艺术,大大超过前代。唐代书法对后代有重大影响,著名书
法家有张旭、颜真卿、柳公权等。唐时有10部数学名著,最有名的为王孝通
的《缉古算经》。孙思邈精于医药,撰有《千金翼方》三十卷,被后人尊为
“药王”。
①罗铁特·坦普尔:《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
②沈福伟著《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64—65 页。

国家的统一和强盛,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交通的发展。长安是当时政治、
经济、文化的中心。
唐代中国,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内部统一,国力强盛,当时在世界上
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使节、商人、留学生、艺术家川
流不息地涌向中国。唐朝派往国外的使臣、僧侣和到外国贸易的商人,也不
绝于途。长安是当时的国际都会,可以看到新罗人、日本人、波斯人、大食
人、高丽人,着不同服装、操不同语言,忙于经济、文化活动。据说长安城
100万人口中各国侨民和外籍居民大约占2%,加上突厥后裔约为5%。
日本大规模吸收汉文化就是在唐朝。据记载,从630 年到894 年(乾宁
元年),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和迎送唐使的使团即有19次。来者多达五、六百
人。少亦不下一、二百人。他们广泛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和生产
技术。而鉴真东渡,则把中国的建筑,雕塑、医药等技艺传入日本。
唐时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统称“天竺”,分东、西、南、北、中五
部,史称“五天竺”。唐初,中天竺五广罗逸多统一各部,并遣使与唐通好,
唐也派人出使报聘。从此使臣、僧侣来往不绝,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
印度的胡椒、沙糖、棉花等不断输入中国,中国的丝、茶、瓷等土特产也大
量运往印度,印度与中国的科学文化不断被相互吸收。
唐朝高僧玄奘,627 年为求佛经精义,决心西行天竺。他历尽艰险,终
于在628 年到达天竺。在印度,他讲授的佛教理论,深为各界所折服,赢得
了极高的声誉。
从5 世纪后半期起,唐与波斯(今伊朗)的关系就很密切,7 世纪有一
位波斯国王和他的王子先后居住在长安,许多波斯人也到中国长安及广州、
扬州居留、经商。使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源源不绝地运往波斯,并转销
西方。历史上有名的波斯侨民有李舜兄妹,以及安附国、阿罗撼、李元谅、
石处温等。李舜(女)兄妹久居蜀中,竟有诗作入《全唐诗》。
643 年,拜占廷派使者来长安谒见唐太宗李世民,到742年,前后派有7
次来华使节。《旧唐书》中有关于拜占廷及其使者来华的记述。
唐称阿拉伯为大食,651 年大食遣使与唐通好,此后100 多年里有使节
来唐30 余次。大食的商人来中国的也很多,有一些人在中国定居。晚唐时,
阿拉伯人、波斯人侨居中国的,常参加科举,中榜者不乏其人。如大食国李
彦升曾中进士。大食人把中国的造纸、纺织等手工业技术带回本国,并传到
非洲和欧洲许多国家。在阿拉伯半岛上,发掘出大批中国陶瓷器皿,其中还
有唐三彩。

(三)广交四方、往来日繁的宋元王朝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是宋朝至元朝时期,这时科学技术最为繁
荣发展。火药、指南针的应用,活字印刷的发明,标志着中国科学技术走在
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

火药发明最迟在唐代,广泛应用于军事则是从北宋开始的。970 年冯断
升、岳义方进献火箭制造。曾公亮的《武经总要》载有“火包火药法”、“毒
药烟球火药法”和“蒺藜火球火药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火药配方和工艺
程序的记载。北宋开封有专门制火药的工场。火药的制造方法南宋时从海上
传到阿拉伯,蒙古军西征时,又由中亚传到欧洲各国。

利用磁石指南的现象制造指南的仪器早在战国时代就开始了,指南针用
之于航海则不过是“其应用历史上较晚的阶段罢了,大概年代约为公元850~

1050年”1117年,北宋人朱或在《萍州可谈》一书中,明确记载了指南针
在航海上的应用。他在广州亲眼看到“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
阴晦观指南针”。这是世界航海史上使用指南针的最早记录。后来指南针传
到西亚和欧洲。这对于克服远洋航海的困难,对于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
展起了重大作用。

活字印刷术是平民毕团于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2 年)发明的。
其办法:用胶泥刻字,用火烧硬,印刷时用胶把活字粘在铁板上,印毕,再
将字膜拆下。活字印刷术在印刷事业上是个划时代的革新,后来先后传到朝
鲜、日本、欧洲等地,促进了世界文化发展。

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是中国的近邻,元朝时期中国和这些国家关系
十分密切。当时有许多朝鲜(元朝称为高丽)人长期定居在中国,有的朝鲜
人对汉文化有很深的造诣。中国的海船经常到朝鲜港口进行贸易。元期中期
以后,日本有许多僧人到中国来学习佛学和儒学、文学、日本商船也定期来
中国贸易。

中亚和小亚细亚的波斯、阿拉伯各国,在元朝时期与中国来往也十分密
切。在蒙古征服西亚过程中,大批中国工匠、医生来这里,火药及其使用法
也传到这里。忽必烈派孛罗和爱薛到甲儿汗国,将中国地钞法等制度传到波
斯。阿拉伯和波斯来中国的也非常多。阿拉伯建筑师亦黑迭几丁曾参加过大
都的建设;阿拉伯的医药知识也传到了中国。阿拉伯、波斯商人在中国各地
经商、中国的船舶经常停泊在波斯湾。

元朝间,中国与欧洲来往频繁,是前代所未有过的。13 世纪40 年代,
罗马教皇和法国先后遣使东来,许多欧洲传教士和商人也随之而来。法国人
卢布鲁克来中国后,曾写了一本《卢布鲁克游记》。1271年,意大利威尼斯
人马可·波罗跟随他的父亲、叔父,从地中海东岸的阿迦城出发,穿过叙利
亚、伊朗,翻越帕米尔,进入新疆的喀什、于阗、甘肃的敦煌,到达上都,
受到了忽必烈的接见。马可·波罗在中国一直居住到1292年。中国人到欧洲
的也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烈边骚马,他在欧洲几乎走遍了各国首都。
 
(四)郑和下西洋,大明播声威
 
明朝时期,强化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
管辖,并扩大了同海外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出现
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明朝主要的文学成就是小说。著名的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奄
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著名的戏剧家有徐渭和汤显祖,作品
有《特丹亭》、《南柯记》等。明朝编有一部空前规模的类书《永乐大典》,
参编者先后有2,169人,共编了22,927 卷。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和宋应星,
相继完成了《农政全书》、《天工开物》两部重要著作。
①罗伯特·坦普尔:《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

明朝前期,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富强的国家。许多外国使臣、商人来华访
问、交流文化科学,进行贸易,为进一步加强同海外的联系,明成祖命郑和
下西洋。
1405年(永乐三年),郑和出使西洋,到1433年,他先后7次下西洋,
经历了亚、非30 多个国家,传为明朝盛事。
郑和初下西洋,统率水手,将士、工匠等2.78万余人,分乘宝船63艘。
宝船最长的有四十四丈(约147 米),宽十八丈(约60 米),载重约1000
吨。船上除载有礼品和商品外,还备有充足的粮食、淡水、盐、酱、茶、酒、
油、烛、柴、炭等生活用品。
郑和下西洋,奉行和平贸易、互利互惠的原则,给各国人民留下良好印
象。所到之处受到盛情款待。如在占城,国王亲自出迎,人们“舞皮牌、捶
善鼓、吹椰笛克筒”,十分隆重。为纪念郑和,现在一些国家仍保留有关的
文物古迹,如印尼的三宝洞,爪哇的三宝垄,泰国的三宝寺,马来的三宝城、
三定井等。
二、中国文化对日本文明的影晌

(一)中国文化向日本的传播

根据考古学的研究,有关海流的调查和日本的神话传说,认为早在远古
时代,日本和朝鲜之间就有了海环流路,往来频繁,大陆上的诸民族的人们
经由这些自然航路三三两两地移到了日本,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化也很早就
传到了日本。
据《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四中说:“倭人??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
而来。”“至六朝及宋,则多从南道。”这是联系中日的交通路线,同时也
是汉文化输入日本的渠道。在筑前国筑紫郡春日村大字须玖以及丝岛郡怡土
村大字三云等地从弥生式系统的瓮棺内发现了很多来自中国的古镜、璧、玉
之类,以及在丝岛郡小富士村的海边遗址中所发现的王莽时代的物品,可能
都是从这条交通路线传入的。
近年考古学家说:日本备后国三原町附近出土的明刀钱,与战国时燕式
货币明刀,为同一种青铜文化。传说中,秦末徐福率大量男女东渡,种植、
养蚕、医药和百工技艺,均于此时传入三岛,以后汉人东渡者,陆续不绝。
因此向日本输入大陆文化。钦明天皇元年(540 年,梁武帝大同六年)调查,
在日本的秦氏一系之户数,多达9053 户,如每户以5 人计,当在4.5 万人以
上。技艺、富力当时在日本均占领导地位。从东汉到南北朝,中日已有直接
外交,汉光武帝封倭奴国王,魏明帝封倭王卑弥呼,宋顺帝封倭王武,是有
名的史实。倭女王国通过和魏往来而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相当显著。魏明帝赠
给卑弥呼的各种珍贵物品,在女王国中形成鼓舞新技术、促进文化的动力。
而亲身来到中国的倭人,目睹统一的国家组织和以数千年文化为背景的壮丽
首都洛阳,带回不少新知识,对中国文化无限向往,殷切希望政治上要有像
中国那样统一的国家组织,经济上精神是要过像汉人那样的生活。到了隋唐,
日本有识人士,由于遣隋使而一度接触到优秀的中国文化并多少吸收了一
些,因此更加赞叹、向往中国优秀文化,热狂地试图吸取、模仿。从舒明天
皇二年(630 年)八月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 年)九月为止,前后就任命
19次遣唐使,其间共历26代、264 年。遣唐使随行人员,一般是500 人左右。
隋唐以后,直到清末以前,就是从推古奈良到德川幕府的末年,大凡中国主
要的政治学术思想、工业艺术,或快或慢,没有不传到日本的。

(二)中国文字对日本文明的影响

据说汉字开始传到日本是在应神天皇时代(270~310 年),先是百济的
阿直岐到日本担任皇子菟道稚郎子的教师,后来王仁到日本献《论语》十卷、
《千字文》一卷。但在倭女王国中,在比这早一些的卑弥呼时代,就有人能
懂汉语,多少能识些汉字了。《魏志·倭人传》载,“倭王因使上表,答谢
恩诏”,魏使到女王国,“为檄告谕之”,这些词句证明了倭人之中已有懂
得汉语、多少认得汉字的。不过西晋以前就有不少秦汉人移住日本,也必然
会带汉字去。汉字传入日本虽然很早,但日本人能充分运用汉字,到了隋唐
时代才实现。用汉字和汉字作音标所写的日本语互相夹杂,“或一句之中,
交用音训;或一事之内,全以训录”。所以称为“准汉文”。《日本书记》
30 卷,舍人亲工、太安万侣奉敕撰,成书于元正帝养老四年(720年,唐开
元八年),记神代到持统帝的事,体裁模仿荀悦《汉纪》,文章纯用汉文,
日本人以《书纪》比拟我国《书经》。以后日本的历史著作如六国史,均为
汉文,用汉文作历史的流风,一直延长到德川明治时代。
日本史部的最大杰作《大日本史》,由朱舜水的弟子安积觉负责。儒臣
赓续,到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才全部完成。前后费时
250 年,为书397 卷,完全模仿我国的正史。本纪、列传、表、志,应有尽
有。昆纳研究我国正史的长短得失,模仿而独具别裁,汉文达到了畅达明通
的程度,比六国史时代的文章,进步多了。江户末期赖山阳作《日本外史》,
记日本军阀的历史,文体模仿《史记》、《汉书》,雅驯诙奇,机趣横溢,
在中国很快就有翻刻本。编《清史稿》艺文志的人,甚至误会它是华人的著
作。从以上可知,日本明治以前的主要历史,都是用汉文字写的,作史的体
例、记事的方法,修史的精神乃至修史的宗旨,也都是仿效中国。
《万叶集》是日本最古的和歌总集,用整个汉字作注音符号,所谓假名
者是。以后才进而分别片假名与平假名。片假名采自汉字偏旁,平假名采自
汉字草书。中国的汉字数量逐渐增加,从《说文解字》的9.3万字,到《康
熙字典》的4.9 万多字,几乎全部用于日本。近年诸桥辙次博士作《大汉和
辞典》收4.9 万多字,5 2 万余语汇。新村出作《辞苑》,附日本国字
表,就是日本人自造、中国没有的汉字,通共才134个字,占日本所用汉字
的0.2%,并且这些日本造的汉字,也还是采用中国会意、形声、假借等传
统的六书造法。因日本最初没有文字,从跟中国交通以后,就借用汉字来写
日本语。隋唐时代以后,大量地输入中国语汇,模仿中国文法,用汉字跟假
名夹杂,形成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字。汉字在中国是时有创新,生生不已,不
断影响日本。

(三)中国哲学、思想理论对日本文明的影响

中国精神文明影响日本最深的,除佛教外,就要推儒家哲学了。古帝十
二年(604 年,隋文帝仁寿四年),圣德天子所制定的《宪法十七条》
是日最古的政治教化指导方针,这17条的内容,融合了佛儒及法家的学说,
取材儒家典籍的尤多。从圣德太子的宪法里,已经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深厚
影响。唐代的教育制度传到日本,同时唐代的教育思想和内容也支配了日本。
经书成为士大夫的必读书。《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
《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为小经。《孝经》、《论语》兼习。
经注除《左传》用服虔、杜预外,余皆用郑玄。当时名儒如吉备真备,两次
游唐,留学17年,倡兴孔祭典,授《礼记》、《汉书》于东宫,官至大纳言,
以耆年硕德,领袖群伦。菅原氏自清公、是善至道真,三世皆通经史,为文
章博士,称为儒学世家。所作诗文也都是宣扬忠孝仁爱、纲常名教的精义。
道真卒于延喜三年(903 年),民间祀为天满天神,也被称为圣庙,和孔子
齐名。民间到处为他建庙塑像,普遍的程度有些像我国的关帝庙。他是儒家
思想陶冶成的典型人物。和菅公齐名的是三善清行,也是饱读儒家典籍,曾
经有《上封事》一篇万言长文,列举意见12条,如主张谨祭祀、复学田、抑
僧侣等,都是儒家思想的表现。文体用排偶,气象浑健,剀切核实,有贾谊、
董仲舒表章的意味,为王朝时代儒臣秦议的最高峰。
宋明的理学本来是儒禅的化合物。日本临济宗开祖荣西,于仁安三年
(1168年,宋乾道四年)、文治三年(1187年,宋淳熙十四年)两次游宋,
研究禅宗。他在宋和窦从周、钟唐杰二人交游,二人为朱熹弟子。荣西大概
从他们得闻理学的绪余。据考在建历元年(1211年,宋理宗嘉定四年),有
日本来华僧人回归时带儒家书256 卷,当有朱子之学。宋末有广东东莞人李
用,字竹隐,治周敦颐二程书,杜门30 年,践履甚笃。宋末使其婿熊飞起义
兵勤王,飞败,竹隐流亡日本,乞师为恢复计。事不济,乃寄居九州博多,
以诗书教授。通日语,所传皆濂洛之学。镰仓室町时代(1186~1573),日
本禅僧,大率兼通儒释。
德川家康绥定日本全国,大兴封建,欲以儒术致太平。文禄二年(1593
年,明万历二十一年),召见大儒藤原惺窝于江户。惺窝举《大学》、《贞
观政要》的要义以进,家康大为契重。惺窝讲学以朱子为主,也颇取陆象山
及汉唐儒者的学说。他作有“四书”、“五经”的训点本,把儒家经典浅易
化。他的弟子有林罗山、松永尺五、那波活所、崛杏庵等,都是江户时代(1603~
1868年)的文教宗师。获生租徕说:“吾邦有王仁而人读书识字;有吉备真
备而人传经艺;有菅原道真而人诵文史;有惺窝而人称天语圣。”可见他的
重要性了。庆长六年(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德川家康设学校立孔子庙,
除教授定额学生外,每日午前公开讲解“四书”,任人去听,称为仰高门日
讲。大小藩主部分别模仿幕府,设学校于藩城。汉来的教科书通行的是“四
书”、“五经”、《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鉴
纲目》等。建立江户时代官学基础的是林罗山(1583~1657),他是笃信朱
子学说的,将军有康召为博士,备顾问。历仕秀忠、家光、家纲四世。德川
幕府的制度法令,多半由他草定。有了大的典礼,重要外交,他也参与。他
的子孙世世作幕府儒臣。官学以朱子为宗;另有以阳明学名世者,为中江藤
树(1608~1648)。他名原,近江高岛郡人,得到王畿的《龙溪语录》和王
守仁的《阳明全集》,服膺其说,遂为日本阳明学的祖师。性情温厚笃实,
重躬行实践,仁伊豫太洲侯,德化行于乡党,被称为近江圣人。他的著作有
《藤树全集》。中国人对于江户时代学风有重大贡献的是余姚朱舜水。舜水
名之瑜,是明朝遗民。明亡后,万治二年(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到日本,
最初在长崎讲学,后到江户,他的门下出了安积觉、栗山潜峰等学者。安积
觉是江户时代第一个史学家、文章家。舜水的学说,尊王贱霸,排斥异端,
主张清议,重礼仪,尚实用。谓忠教不可分,学问事功不可分,敬神崇儒,
重节义,明廉耻,欲合日本神道与儒学为一体。他们的子弟很多,发展成为
不户学派,影响于日本国俗士习者至大。儒教伦理直接支配日本史的写法,
间接造成明治尊王倒幕的机运。朱舜水的坟墓、遗迹、著作在日本都受到尊
重。1912年还为他开350 年纪念会。
综上所述,德川时代,比镰仓、室町时代儒学仅为僧寺副业,自然进步
得多。就是比起王朝时代来,儒学也不仅是少数贵族官僚的学术,而成为武
士商民的普通陶冶。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日明治二十年),黄遵宪著《日
本国志》,第九篇学术志录德川时期日人说经之书,共得400 多种。
明治维新,欧美的学术思想风靡日本全国,但是对中国经典古籍的研究
并未中断。东京大学的古典科汉书谭成立于明治十六年(1883年,清光绪九
年)。教师训练了不少研究中国文化的人。以后发展成为东京大学的中国哲
学文系。教授服部宇之吉、泷川龟太郎等,仍然笃守儒家思想。东京汤岛圣
堂的释奠礼,自庆应三年(1863年,清同治六年)八月举行后废止。明治四
十年(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又由儒士发起,于每年四月在汤岛举行
孔子祭典会;后由斯文会主持。大正十一年(1922 年)十月,曾举行孔子
2400 年追远纪念祭。大正十二年九月东京大地震,圣堂被毁,由斯文会主持
复兴,昭和十年(1935年)四月重建落成,斯文会成立于明治十三年(1880
年,清光绪六年),由有大臣岩仓具视等发起,以提倡儒教、阐明东亚学术
为宗旨。主持祭礼,讲演,刊行《斯文》杂志,日译《论语全书》。日本近
年研究儒家学说历史的书很多,如林泰铺的《论语年谱》,武内义雄的《论
语研究》,高田真治、诸桥辙次、山口察常三博士主编的《论语讲座》等。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国立综合大学,如东京、京都、仙台、九州等
处,都有中国哲学讲座;私立文化机构,如东方文化研究院、大东文化学院、
东洋大学等,都很注意中国古文化的研究。

(四)中国文学艺术对日本文明的影响

汉文被采用为日本文学的一体。我国文学史上不同时代的文风,思想特
征,随时影响到日本。就是日本纯和文系的作品,也直接间接地受到汉文学
的影响。从最古说,《古事记》、《日本书纪》里的神话传说,就有不少中
国成分。日本最古的汉诗文集,是《怀风藻》、《凌云集》、《文华秀丽集》、
《经国集》,都成于唐中叶,深受六朝到唐初骈俪文体的影响。《昭明文选》
在当时为士子必读书。汉诗在近江奈良朝时模仿选体。到平安朝初期,渐学
唐代诗体。空海作《文镜秘府论》六卷,详论诗文修辞法,八病说本于沈约
而更加推阐,精研平仄及对偶,与作律诗者以法则。《经国集》载有嵯峨帝
杂言渔歌,乃仿张志和《渔父》辞。小说则张文成作的《游仙窟》,天平时
代已传入日本,影响颇大。《浦岛子传》乃由我国神仙故事蜕化而出,作者
似见过《列子》、《续齐谐记》、《十洲记》等书。最古的和歌《百叶集》,
日人以仿我国《诗经》的形式;五七调确立,系仿我国五七言诗;长歌系仿
乐府古诗,题材上或模刘伶《酒德颂》,或模李白《月下独酌》,或仿李峤
咏物诗。此外如游宴、赠答、和歌、题咏、送别等,大概袭取唐诗人意匠。
所以《万叶集》也是有浓厚的中国诗气味的。
镰仓、室町时代,学艺从朝绅转到五山和尚手里。韩柳古文,代替了骈
俪文体;苏东坡、黄山谷的诗,代替了白香山。初学必读的书是宋黄坚编的
《古文真宝》前后集,和周粥编的《三体诗》。汉诗文代表作家义堂是僧人,
最推重杜甫,一般僧人特别喜欢苏轼,讲授作注的人很多。在和文学方面,
这时大量采用中国故事,意译改编中国小说的也有。源隆国作的《今昔物语》,
收中国故事80 多条,有的根据小说,有的属幽怪谈。元久元年源光行著《蒙
求和歌》14卷,收250 个故事,咏以和歌,大体可以看作宋朝徐子光《蒙求
补注》的翻译。另有《唐物语》,是用和文写中国37 条故事,有6 条出自白
香山诗。藤原茂范作《唐镜》10卷,用和文记伏羲到宋太祖历史。小说《李
娃物语》,是改编唐白行简的小说《李娃传》。这时期大量出现的战争小说,
都喜欢插入中国故事。在歌谣方面,镰仓时代的宴曲,室町时代的谣曲,受
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很明显。宴曲文体多用对句,罗列成语,文脉不一贯,忽
视内容,修饰词句,都象汉魏六朝的赋。
江户初期儒学勃兴,而汉诗文则无足观。明人诗文集渐引起注意。获生
徂徕,服部南郭等推重古文辞,以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等取法先秦两汉
的主张为标榜。文则编《四家隽》六卷,诗则出《绝句解》三卷,以为青年
示范。山本北山作《作文志彀》,即借中郎有主张以抨击徂徕派古文。文化、
文政年间(相当清嘉庆道光时代),学宋诗的渐多,文章奉唐宋八大家。南
宋四大家中,范石湖、杨诚斋、陆放翁的作品最流行。市河宽斋编《三家妙
绝》,大洼诗佛刊《宋三大家绝句》,柏林昶编《宋诗清绝》,文化十一年
(1814年,嘉庆十九年)官版《唐宋八大家读本》出版。再以后就注意到清
朝人的作品;赖山阳评吴应和编《浙西六家诗抄》,梁川星岩编《清六大家
绝句钞》24 卷是发端。明治二十年左右,森槐南等大倡清诗,桐城派的古文
也输入,《古文辞类纂》和《文章规范》,夺取了《古文真宝》的销路。此
外俳文狂诗,以游戏滑稽为主,题名趣味,也多取于汉诗文。
江户时代以后,中国通俗文学在日本颇为流行。训点、翻印、改编、翻
译、仿作,应有尽有。最先编译的是霍佑的《剪灯新话》,采入《奇异杂谈
集》,仿作的有《本朝樱阴比事》、《镰仓比事》、《日本桃阴比事》等。
元禄年间,《通俗三国志》译出,大受欢迎。长崎唐通事冈岛冠出译出《忠
义水浒传》,尤风靡一时。俗语的笑话书译出的有《笑府》、《解颜新话》
等。泷泽马琴当时为中国小说通,所作《里见八犬传》系据《水浒传》,他
还译出《水浒传》一部,改编《金瓶梅》为《草双纸》80 卷。《西厢记》、
《古今奇观》等书,也陆续有人译出。远山一圭在长崎注译过《北西厢记》。
大正年间有平冈龙城译《红楼梦》,盐谷温、金井保三、宫原民平等合译长
篇戏曲;《还魂记》、《西厢记》、《琵琶记》、《桃花扇》、《长生殿》
等。

(五)中国佛教对日本文明的影响

继体帝十年(522 年,梁武帝普通三年),南梁人司马达等到日本,在
大合高市坂结阉奉佛,是佛教传入日本之始。以后钦明帝十三年(552 年,
梁元帝承圣元年),从百济传入释迦佛像和经论若干卷。等到直接和隋唐交
通,佛教大盛。推古朝跟随遣隋使到中国留学的,8 个人中有4 个和尚。此
后几乎中国所有的各种佛教经典,各种宗派,无不传入日本。从隋唐到宋元
明三朝,日本和尚来华留学的络绎不绝。中国第一流的名僧,也有到日本传
法的。由华赴日的僧侣,以鉴真、道隆、祖元、隐元4 人的影响为最伟大。
鉴真为唐扬州龙兴寺名僧,应日人之请,于天平胜宝六年(754 年,唐天宝
十三年)渡日,借徒众24 人,在旅途上耽搁10余年,备尝艰辛,曾陷入出
生入死境地。鉴真到达日本后,在奈良东大寺建戒坛院,天平宝字三年又创
建唐招提寺。东大寺为日本佛教总本山,确立其权威与地位。即由鉴真始,
日本律宗亦奉鉴真为祖师。直到平安朝,无论何人,如果不登上东大寺的戒
坛,或者在它的下院下野药师寺,或者筑前的观世音寺的戒坛接戒法,便不
能成为大僧人。鉴真和他的弟子原是律僧,并是天台宗的学者,他所带去的
物品中,包括《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小止观》、
《六妙门》等很多天台宗的章疏。他曾在唐招提寺大力讲解这些章疏。鉴真
和他的随从弟子在传法播戒上做出了贡献。同时,他们给予日本佛教艺术的
影响也很大,太平宝字三年在右京五条二坊修建的唐招提寺的堂塔伽蓝和其
中安放的佛菩萨像,由他们一手作成。鉴真还精通医学,尤其精通本草学。
光明皇太后患病,据说他曾进药物,很有效验。道隆(大觉禅师)渡日在宽
元四年(1246年),受执权北条时赖之皈依,创建巨福山建长禅寺,为日本
有禅寺名之始。祖元(佛光国师)系应执权北条时宗的邀请,于弘安二年(1279
年,宋祥兴二年)渡日。在镰仓住建长寺,大扬禅风。元代无名僧渡日。隐
元(普照国师)为明福清黄蘖出主持,才德冠一时。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
日本承应三年)渡日,为将军德川家纲、大老酒井忠胜等所尊信,开万福寺
于宇治,为日本黄蘖宗之祖。迄今此宗共有佛寺501 座,信徒8 万余人。宇
治黄蘖寺中,仪制法式概承明风,诵经亦用唐音。自隐元以后,住持十三世
皆为华僧,有日本内地小中国之观。佛教虽然是发源于印度的宗教,但是东
传到日本的,实在是完全中国化后的佛教,经典语录用汉文,偈赞诗文读华
音,附丽于佛寺的建筑、工艺、绘画、音乐、医药等等,也都是中国化的产
物,所以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六)中国实用技艺对日本文明的影响

中国青铜文化,通过朝鲜影响于日本。明刀、镜鉴等,自战国至两汉的
器物,在日本均有发现。魏明帝曾赠倭王卑弥呼以各种织锦及金铜镜,大大
刺激女王国的工艺技术。据《魏志·倭人传》所载,当时的日本衣服极为粗
恶。宋明帝时,日本求得汉织、吴织及缝衣女,始有进步。交通隋唐以后,
仿长安定坊制宫室,营大佛寺,建占星台。花砖、瓦当均用汉文,琉璃瓦、
朱坦,极伦克之美。今存之奈良唐招寺,其讲堂移自宫中朝集殿,可以代表
当年建筑的一斑。衣服亦袭用唐风。药师寺的吉祥天画像,装束是《大宝令》
中亲王礼服,也是唐服。又有乌毛立女屏风,所画美人穿着“背子”、“披
帛”,用翠细、眉黛、颊红、垂鬟,和唐人诗词所记的一样。奈良正合院所
保存的器物,如鸟毛贴字屏风、绫锦轼、七宝镜、壶皿,以至琵琶、箜篌、
笙等乐器,棋、弹弓等游戏用具,都是来自唐朝、或仿唐人作品。奈良朝始
铸铜钱,元明帝和铜中所铸的“和铜开珍”,是模仿“开元通宝”的形式。
宋明时代,日本禅僧在中国学去的是建筑、冶铸、制陶、雕版印刷术、
绘画等。源赖朝重建奈良东大寺大佛殿,督工是二次游宋的重源和尚,以天
竺式传入日本。其后为全国所仿效。东大寺铸大佛,在宋朝铸师陈和卿参与,
对日本冶铸之发达,贡献颇多。明末隐元渡日,黄蘖山万福寺及长崎唐三寺
皆用明式建筑。加藤四郎景正,曾随道元入宋,学习中国制陶术而归,在尾
张濑户开窑,创濑户烧,为日本制陶术开一新纪元。我国印刷术很早随佛教
传入日本。日本有法隆寺百万塔陀罗尼,据说是称德天皇神护景云四年(770
年,唐大历五年)的印刷品。元末中土混乱,福建名雕版家陈孟荣、俞良甫
等相率东渡,日本雕版事业始勃兴。王山版禅籍今日发现已有30 余种。至于
活字,系明末丰臣秀吉侵韩时掳入。文禄五年(1596 年,明万历二十四年)
印《蒙求补注》,庆长四年(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印“四书”,安政
二年(1855年,清咸丰五年)印《太平御览》1千卷,明治十八年(1895年,
清光绪二十一年),有弘教书院所印释藏8500 余卷,与我国武英殿聚珍本不
相上下。
日本书法绘画,亦源于中国。隋唐所传入者,为大量佛像与宗教书,形
成藤原时代流丽典雅的画风。碑铭拓本与名家法书,也由留学生、学问僧带
回。最澄所带回的《书法目录》中就有17种,包括真草行法贴,王羲之、王
献之、欧阳询、褚遂良等笔迹。空海兼擅篆隶行草各体。神韵跃动,具龙翔
风翥之观,为日本书道宗师,是留唐的成就。日本近代唐式书法第一人是北
岛雪山,曾就明杭州人俞立德学文征明的书法,又学于独立,后传其学于细
井广泽,最负盛名。在绘画方面,以长崎崇福寺的开山超然最为杰出,他把
画法传授给渡边秀石、释道光(河村若芝),开创了近代汉画的基础。与绘
画相关联的是刻印。独立(原名戴笠,字曼公)对诗文、翰墨、篆刻、医道
等,无一不通。他尤长篆刻,把刻法传授给了高天漪;唐式书法细井广泽曾
从高泉等人学习刻印;心越带来清朝陈策编的《韵府古篆汇选》介绍给日本,
大鹏著《印章篆说》,流传于世。独立把医术传给池田正直、高天漪、北山
道长等人。池田正直是独立医学方面的第一高足。传授给他的有生理、病理
图七种,医书六部九卷。池田因而名声大振。音乐方面,心越兴俦善操弦琴,
来日时带来了虞舜琴,他把操琴技术传授给了人见竹洞、杉浦琴川和小田野
东川等人。
此外,来日僧侣的日常生活,完全保持着中国式,因而对日本人的生活
方式也给予一定影响。他们平常讲话用汉语,诵经典时也用唐音,这对日本
流传唐音有着密切关系。他们日常吃的的唐式点心、胡麻豆腐、隐元豆腐、
唐豆腐、黄檗馒头等种种中国风味的食品,以及净素持斋,都按照中国方式,
主客围桌共同饮食,对日本的烹调法和会餐方式都起了一定影响。
三、马可·波罗及其游记

马可·波罗(1254~1324)是意大利中世纪一位杰出的旅行家,在世界
历史上,他是第一个游历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欧洲人。经他口述,由小说
家鲁斯蒂谦整理而成的《马可波罗游记》这部著名的回忆录,以其巨大的艺
术魅力,向欧洲人描绘了古老中国的文明和奇异的东方世界,“游记”自1298
年问世以来,已广为传播,成为世界上最吸引人的优秀作品之一。因此,了
解马可·波罗寻求东方世界神秘旅程的经历及《马可波罗游记》的主要内容
及影响,对进一步增强我们对中西文化交流历史的了解,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元帝国的兴盛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度之一。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就近4 千年之久。在欧洲大陆还没有完全醒来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凭着自
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灿烂文化。古老的华夏
文明,一直像磁力那样强烈地吸引着西方。
汉唐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发达。尤其是盛唐时四海客商云集长安,大唐
声威远被。自中唐以后,中国战乱不断,纷争不已,国家一度陷入分裂割据
的状态之中。但同一时期,生活于中国北方的蒙古族却开始崛起于漠北高原。
1206年,蒙古部首领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建立了统一的蒙古政权——
大蒙古国。随后经过不断的征服战争,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又先后灭
亡了西辽、高昌、西夏、金、大理、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逐渐统治了亚洲
广大地区,使大蒙古国发展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空前广大的国家。1260年,成
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继位后,以汉法改革旧制,并于1271年废除“蒙古”国
号,定国号为大元,元朝正式建立。1272年,忽必烈将其政治中心南移,迁
都于燕京(今北京)。1279年,南宋王朝为元所灭。至此,元朝实现了全国
的统一。
元朝是继秦汉、隋唐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统一的时代。这种大统
一结束了自唐末以来中国分裂割据和几个政权并立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元、
明、清长达6 百多年的国家统一;这种大统一也促进了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经
济、文化的交流和边疆地区的开发,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
科学技术的提高和进步;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元的大统一极大地促进了中外
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元以前的宋、
辽、金统治者少有开拓精神,加以山海阻隔,使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受到了极
大的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远不如汉唐。元实现大统一后,随社会经济的
恢复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提高,中国与亚、非、欧各国的交流往来和政治、经
济、文化的联系有了空前的发展。中国的商船活跃于南洋、波斯湾、印度洋,
直至到达东非;元朝与亚、欧各国使者来往频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意大
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远游来到了中国。

(二)马可·波罗神秘的东方之旅

马可·波罗出身于意大利古老商城威尼斯的商人贵族家庭。他家世代经
商,其父尼古拉·波罗及其叔玛窦·波罗都是威厄斯的富商大贾,经常奔走
于地中海东部进行商业活动。1260年,尼古拉和玛窦兄弟二人经商于君士坦
丁堡,后又到了中亚的布哈拉城,在这里遇到一位波斯使臣,并一同到了中
国,见到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取得了忽必烈的信任。随后不久,兄弟二人例
奉忽必烈之命回欧洲执行外交任务。到1269年,尼古拉和玛窦从东方回到了
威尼斯,这时马可·波罗已是15岁的少年了。父、叔从东方带回的动人见闻,
使年轻的马可·波罗对东方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向往。
两年之后,马可·波罗的美好愿望实现了。1271年,当他的父亲和叔叔
再次前往中国的时候,决定带马可·波罗同行。于是,年方17岁的马可·波
罗便以意大利威尼斯商人的身份,怀着了解东方的愿望和对中国的景仰之
情,踏上了神秘的旅程。大概于这年的11月,他们一行三人由威尼斯启程,
渡过地中海,沿着公元前一世纪初叶中国人民和中西亚各族人民开辟的“丝
绸之路”东行。一路上,他们有时骑马,有时乘骆驼,有时步行,跋山涉水,
不辞劳苦,先后穿越叙利亚、外高加索。两河流域,横越伊朗全境,北上到
阿姆河的上游之地,跨过中亚的沙漠地带,翻过帕米尔高原,再透迤向东,
经喀什、于田(今和田)、罗布泊,到达敦煌、玉门一带,再经酒泉、张掖、
宁夏等地,经过近3 年半的艰辛跋涉,他们终于在1275年5 月抵达元代上都,
受到了忽必烈的欢迎。21 岁的马可·波罗仪态端方,风华正茂。他由其父、
叔带着觐见忽必烈,深得这位蒙古大汗的欢心。当时,元朝正在取代南宋,
戎马倥偬,需要客卿,因此他们父叔3 人受到了忽必烈的重用。从1275年至
1292年的17年间,他们一直以客卿的身份在元朝供职。
马可·波罗年轻聪明,善于学习,来华不久便熟悉了中国的风俗和大汗
宫廷中的礼仪及行政机构中的法规,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加之他做事谨慎
认真,所以深受忽必烈的器重。在华期间,他除了在京城大都(今北京)应
差以外,还经常奉大汗之命巡视国内各地和到一些邻近国家访问,有时也得
到忽必烈的允许,因私事外出旅行。据记载,马可·波罗先后到过山西、陕
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其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和大
江南北。他每到一地,总要考察当地风土民情、物产资源等,留下许多珍贵
的资料。同时,他还受忽必烈委任,在扬州担任官职达3 年之久。此外,马
可·波罗还奉使访问过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到达越南、缅甸、菲律宾和印尼
等地。
马可·波罗和其父、叔在中国旅居多年,虽然很受元朝的优待和忽必烈
的器重,但他们毕竟是意大利人,客居外域,难免会有思乡之情,久想归去。
1291年初,他们经元世祖忽必烈恩准,利用护送蒙古公主阔阔真到波斯(今
伊朗)远嫁的机会,踏上了返乡的归程。
1291年初,马可·波罗及其父、叔3 人连同护送团共600余人,浩浩荡
荡,分乘14艘四桅帆船,从福建泉州港扬帆启航。船队驶过中国南部的万里
海疆,经过爪哇、苏门答腊、印度等地,在海上飘泊了两年又两个月的时间
才到达了波斯,完成了护送阔阔真到波斯的使命。随后,他们父叔3 人由波
斯出发,继续西行,取道两河流域、高加索、由黑海乘船到君士坦丁堡,然
后再循着他们所熟悉的近东航道返回意大利。一路上历尽艰辛,到1295 年
冬,他们终于回到了阔别20 多年的故土——意大利威尼斯城。

(三)《马可波罗游记》的面世及主要内容
马可·波罗父叔三人返回意大利后,其漫游东方的消息,很快轰动了威
尼斯,从社会名流、达官贵人到一般平民,看望他们的人络绎不绝。每当宾
朋、仿者来至住宅,他们便将从东方带回的奇珍异物、金银珠宝展示出来,
并向来者讲述东方见闻,在威尼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于是,威尼斯人视马
可·波罗等人为富豪,称他们的住宅为“百万宅”,称他们为“百万君”。
此后,马可·波罗人便过上了富足安定的生活。
13世纪,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两个意大利城邦常常因商业利益的冲突而发
生战争。1298年,在马可·波罗返回威尼斯3 年后,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又
爆发战争,威尼斯遭到热那亚的进攻。为保卫威尼斯的商业利益,马可·波
罗自己出钱装备了一艘战舰,并亲自担任舰长,参加了了威尼斯对热那亚的
作战。激战的结果,热那亚人大获全胜。马可·波罗也因受伤被俘,关进了
热那亚的监狱。
这时,作为一名见闻广博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意大利已有很大名望。
因此,他在狱中受到很大优待,监内监外仍不断有人找他谈论在东方的经历。
而马可·波罗为消磨时光,也经常向同狱的人叙述东方各国的奇风异物、所
见所闻。后来,一位通晓法文的狱中难友,比萨作家鲁斯蒂谦,征得马可·波
罗的同意,将他的口述用当时欧洲比较通行的法文笔录下来,这便形成了著
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又称《东方见闻录》。
1299年,马可·波罗获释。此后,他便安居威尼斯,并娶妻成家,以经
商谋生,再也没有出外远游。1324年,马可·波罗病逝于威尼斯城,享年70
岁。这位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虽然离开了人间,但却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的精
神遗产——一部脍炙人口的东方见闻回忆录,即《马可波罗游记》。
自从鲁斯蒂谦在狱中记录了马可·波罗的口述而成为游记之后,由于其
内容多为人们所不知道的东方各国的一些奇闻异事,如同神话一般,故有很
大的吸引力,人们争相传抄,几乎成为家弦户涌之书。1477年,游记的第一
个印本——德文译本正式出版发行。此后,世界各地用各种文字辗转翻译,
各种译文版本多达近百种,《马可波罗游记》成为脍炙人口的“世界一大奇
书”。
《马可波罗游记》全书共分四卷,每卷分若干章,每章叙述一地的情况
或一件史事,全书共223 章。卷首是游记整理者鲁斯蒂谦的导言6 章,主要
记述马可·波罗和其父、叔东游及归国的大概经过,以下便是游记的正文。
第1卷共61 章,着重记述马可·波罗诸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元上都为止。
第2 卷共82 章,所述以中国为主,记述的内容包含三大部分:一为蒙古大汗
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庆、游猎等事;二是自大都西南行
至缅甸,记沿途所经诸州城等事;三为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
南沿海诸州等事。第3 卷有40 章,重点了记述了中国邻邦,如日本、越南、
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非洲东部等地的概况。第4 卷有34
章,着重介绍了蒙古诸汗国之间的战争和亚洲北部的情况。书中所记的内容
十分广泛,总括起来有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宗教信仰、风俗习
惯和居民等。此外,如国家的琐闻佚事、朝章国政等,也时时夹见其中。

《马可波罗游记》是一部关于亚洲的浩浩长卷,书中记录了中亚、西亚、
东南亚等地区许多国家的情况,但其中心部分则是关于中国的叙述。因为马
可·波罗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其足迹所至,遍及西北、华北、西南和华
东等广大地区。书中以大量的篇章,热情洋溢的语言,记述了中国无穷无尽
的财富,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巨大的商业城市,极好的交通设施,多彩的
风土人情以及华丽的宫殿建筑等等,它无异是一部元朝初年社会的生动写
照。

关于中国各地名城和巨大商埠的繁荣景况,游记记载颇多,象北京、西
安、开封、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书中都有较为
详细的介绍。对元朝的政治中心北京这座名城,马可·波罗有这样的描述:
“新都的整体是正方形。范围三十八里,每边约为十公里。周围环绕着土建
的城墙??所有城垛都是白色。全城的设计都用直线规划??整个城区按四
方形布局,如同一块棋盘。设计的精巧和美观,简直非语言所能描述。”①
对于北京皇室宫殿建筑的富丽堂皇以及那些异乎寻常的人工装饰,更使马
可·波罗赞叹不已:“皇宫大殿宏伟壮丽,气势轩昂??宫中林立着许多不
相连续的建筑物,设计合理,布局相宜,非常美丽,建筑术的巧夺天工,可
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大殿和房间的各方都饰以雕刻和馏金的龙、
各种飞禽走兽图、武士雕像以及战争的艺术作品,屋顶和梁上雕梁画栋、金
碧辉煌、琳琅满目。”“屋顶的外边饰以各种颜色,如红、绿、蓝、紫,十
分坚固,足以经受漫长岁月的考验。窗上玻璃的装置,也极为精致,尤如透

风的水晶。”马可·波罗还记述了北京贸易发达、商业繁盛的情况;“无数
商人和其他旅客为朝廷所吸引,不断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凡世界上最
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
他任何地方都多。根据登记表明,用马车和驮马载运生丝到京城的,每日不

下一千辆次。”此外,马可·波罗还对北京的交通、绿化、治安等情况作了
详细的介绍。今天我们读《马可波罗游记》关于北京的记载,这座600 多年
前的古城面目,似乎又复现在我们的面前。

据记载,马可·波罗奉忽必烈之命,曾在扬州做官3 年,对长江下游地
区非常熟悉。所以《马可波罗游记》中描述扬州、镇州、苏州、杭州等名城
繁荣景象的篇幅占有较大的比重。其中关于苏州的那一章中这样写道:“苏
州城漂亮得惊人,方圆有32 公里??这里人口众多,稠密得令人吃惊。”此

外,“这里商业和工艺十分繁荣兴盛”。对于号称天堂的杭州,马可·波罗
更是赞不绝口。他在游记里以重要的篇幅,热情洋溢的语言,对杭州美丽的
风光、富饶的物产、繁华的商贸、整洁的市容以及人们的风俗习惯、宗教信
仰等都作了详细而动人的记述和报道。书中写道:杭州“这座城市的庄严和
秀丽,堪为世界其它城市之冠。这里名胜古迹非常之多,使人们想象自己仿
佛生活在天堂”;“它的街道宽广??城内交通四通八达,水陆具备??各

种大小桥梁的数目达到一万二千座。”书中记载杭州那时的商业很繁盛,说
“城内,除了各街道上有不计其数的店铺外,还有十个大广场或市场??每

到市场,一周三天,都有四万到五万人来赶集”。
①《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年12 月版,第96 页。
①《马可波罗游记》第94 页。
②《马可波罗游记》第111 页。
③《马可波罗游记》第174 页。
①《马可波罗游记》第175 页。
②《马可波罗游记》第176 页。

游记中又讲到了杭州市容
整齐清洁,人民讲究卫生,户口登记严密。对于西湖的美丽,书中更有详细
的记述。书中写道:城内有一大湖,“有许多美丽宽敞的大厦,建筑在湖滨
上??靠近湖心的地方,有两个小岛,都有一座壮丽的建筑物,里面分隔着
许多精室巧舍。岛上,亭台水榭各自成趣,其数量之多,也简直令人无法想
象”。“除此之外,在湖上还有许多游艇和画舫??画舫上桌椅板凳,舒适
雅观??游人坐在桌旁,倚窗眺望,饱览沿途绮丽的湖光山色??此情此景,

怎不令人心旷神怡,熏熏欲醉。”正是由于马可·波罗对杭州特别赞赏,所
以他几次来到这里游览。另外,《马可波罗游记》对中国其它地方,也有大
量的描述和介绍,但我们仅从其对北京、杭州的描述和介绍,便可了解到元
代中国的城市景貌。

马可·波罗是位商人,所以每到一地,对于物产及商业的情况,尤为留
心观察,并作出详细记载。例如,他旅行到中国南方的宝应、南京、镇江、
常州、苏州诸城时,便突出地记载了纺织锦缎绸绢业。对南京的记载是这样

的:“当地出产生丝,并织成金银线的织品,数量很大,花色繁多。”又如
他行经东南亚的印尼、斯里兰卡、印度时,则对各种各样的宝石、香料与珍
珠等这些历来在东西方贸易中被西方人一直视为珍品的物产作了详细的记
载。我们仅以游记中对斯里兰卡的介绍为例,书中写道:“这个岛所产的红
宝石,比世界任何地方都更美丽、更有价值;同样,还出产蓝宝石、黄宝石、
紫水晶、石榴红宝石以及其它许多贵重的宝石。”①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还有专章介绍元代通行的纸币、使用广泛的煤
及酿酒业等的情况。据马可·波罗记述,元代设有造币厂,先以桑树皮制造
纸张,然后以它印制纸币,“这种纸币的制造,无论它的规格和认可手续,

都和真正的纯金币或纯银币那样郑重可信。”因此,它不仅“流通于大汗所
属领域的各个地方”,就是在和外商贸易中也有流通。

我们知道,中国境内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早在汉代以前,中国人就
已把煤作为燃料来挖掘使用。到了元代,煤的开采和使用更为普遍。对此,
《马可波罗游记》也有反映,书中这样写道:中国“到处都发现有一种黑色
石块,它挖自矿山,在地下呈脉状延伸。一经点燃效力和木炭一样,而它的
火焰却比木炭更大更旺??这些黑色石块,取之不尽,并且价格又十分低
廉。”③
关于中国的酿酒情况,书中也有这样的记述:中国“居民饮用的酒,是
用米加上各种香料和药材酿制成功的。这种饮料,或称为酒??清香扑鼻,
甘醇爽口,温热之后,比其它任何酒类都更容易使人沉醉。”①
在十三世纪的元代,中国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在很多领域居于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对此,马可波罗游记》也有较多的反
映。在元代,我国的天文学已很发达。元代杰出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创制了简
仪、仰仪,改制了高表等天文仪器。高表可准确地测定夏至、冬至等节气的
时刻,推算一年的日数。在郭守敬的倡仪下,元代还在北京修建了“司天台”,
在全国各地修建了27 个天文观测站,大规模地进行天文观测,这在当时世界
上是罕见的。所有这些,《马可波罗游记》均有记载。书中这样记述到:北
京约有5000 名占星学家和占卜家,“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观象仪,上面画有星
宿的符号、时间和它的全年的几个方位??他们从各种符号的星宿在轨道上
运行图象中,发现天气的变化,并旦,用这样方法顶测每月的特别气象。例
如??雷鸣、暴风雨、地震等等。”②
 
③《马可波罗游记》第179~180 页。
④《马可波罗游记》第168 页。
①《马可波罗游记》第214 页。
②《马可波罗游记》第116 页。
③《马可波罗游记》第124 页。
①《马可波罗游记》第124 页。

众所周知,中国的建筑业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桥梁的
架设,更可堪称世界一绝。这方面,《马可波罗游记》亦有许多记载。例如,
对建成于1192年,位于北京西南郊的芦沟桥,书中就作了这样细致的描述;
在永定河上,“架有一座美丽的石桥,这也许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石桥。
桥长300 步,宽8 步,10个人骑马并肩而行,也不感觉到狭窄不便。桥有24
个拱门,由25 个桥墩支立水中,支撑着桥身;拱门用弧形的石头堆砌而成,
显示了造桥技术的高超绝伦。桥身两侧,从头至尾各有一道用大理石石板和
石柱建成的护墙,造型手艺极其高明??在桥面的拱顶上,有一个高大的石
柱,耸立在大理石雕成的乌龟上,靠近柱脚处有一个大狮子像,柱顶上也有
一狮子??桥上各石柱之间都嵌上大理石板,上面镌刻着精巧的雕刻,使整
桥气贯如虹,蔚为壮观。”①
此外,《马可波罗游记》对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大量篇幅的介绍
和描述。马可·波罗一行来中国时,主要经过西亚、中亚等地,因此书中载
有不少这些地方的见闻;马可·波罗曾奉忽必烈之命出访过东南亚的一些地
区,因此游记对这些地区国家的情况也作了若干叙述。总之,《马可波罗游
记》所涉及的国家、地区及各方面情况,是十分广泛的。
 
(四)《马可波罗游记》的深远影响
 
在中西交通史上,马可·波罗是第一个广泛游历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
而又留下一部重要著作的杰出的海陆兼程旅行家。作为中意人民友好的先
驱,他为沟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而被称为“世界
一大奇书”的《马可波罗游记》,则为欧洲知识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在古代地理学史、亚洲历史、中西交通史和中意关系史等诸方面,无疑具有
很大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首先,《马可波罗游记》大大地丰富了中世纪人的地理知识,在古代地
理学史和亚洲历史的研究上,做出很大的贡献。《马可波罗游记》在13世纪
末问世后,一般人为其新奇所动,争相传阅翻印,成为当时深受欢迎的读物。
这就打开了中古时代欧洲人的地理视野,在他们面前展示了一片宽阔而富饶
的土地和国家,引起了人们对于东方的向往。知识界的有识之士,更以游记
所提供的最新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和充实自己的著作。特别是这一时期
的一些地理学家,根据马可·波罗所提供的地理知识,绘制出了最早的“世
界地图”。如在1320年马里诺萨努托的“世界地图”中,新的地理资料多来
源于《马可波罗游记》;1375年的加泰隆地图,更是以《马可波罗游记》为
主要参考书而绘制的。它们从根本上冲破了宗教谬论和“天圆地方说”,成
为中世纪最有价值的地图。以后的地图,大都是以此为依据进行绘制的,这
是马可·波罗对地理学的重大贡献。

②《马可波罗游记》第127 页。
①《马可波罗游记》第131 页。
 
其次,《马可波罗游记》对15世纪前后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当时欧洲一些著名的航海家和探险家,大多读过《马可波罗游记》,
并从中得到鼓舞和启示,从而激起了他们对于东方的向往和冒险远航的热
情。如著名的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就是在《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下,踏
上航海探险之途的。哥伦布早年细心阅读了《马可波罗游记》,非常钦慕中
国及东方的文明富庶,特别是书中关于日本盛产黄金“其数无限”、“地铺
金砖”的记载,更使其向往已极。正是商人贵族的这种“黄金渴望”,驱使
哥伦布立志东游。从1492年起,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哥伦布率领水手接
连几次远航,目的是到东方的中国和印度等地,但由于地理知识、航海技术
等方面的局限,却无意中航行到了美洲,从而开辟了由欧洲到达美洲的新航
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哥伦布是在马可·波罗的影响下才“发现”新
大陆的。同时,此后很多地理上的发现,追本溯源,不能不归功于受马可·波
罗及其游记的影响。
最后,《马可波罗游记》对中西经济文化及科学技术的交流和发展,起
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马可·波罗是第一个以游记的形式将地大物博的中国向
西方作系统介绍的人。他的书中用100多章的篇幅,记载了中国的40 多座城
市,并对其自然和社会状况作了详尽的描述;他同时还把中国的煤、育蚕制
丝、造纸、使用纸币和印刷木的情况,宫殿和桥梁建筑艺术、城市规划、市
政管理等方面的成就和经验,系统全面地向西方作了介绍。正是由于马可·波
罗及其游记的影响,才使西方许多有识之士纷纷东来寻访中国,从而对中西
交通、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交流,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也正是从
这个意义上讲,此后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上走在世界前列,马可·波罗有着
不可磨灭的启蒙功绩。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时代的局限,加之游记是根据马可·波罗
的回忆由别人记录后整理而成的,这也不能不使得《马可波罗游记》存有诸
多的缺陷和不足。例如,山于对中国的了解不够深入使游记中的部分记述不
够全面、完整,像中国的万里长城这一从中亚进入中国境内即可见到的宏伟
建筑,在游记中就只字未提;又如中国盛产茶叶和人们的饮茶习俗等,游记
也未提及。同时,游记中有些记忆也欠准确,部分传闻也存在失实之处,更
不应该的是书中存有不少迷信、荒诞和落后的记述等等。所有这些,不能不
说是马可·波罗的一大遗憾。好在马可·波罗在他临终之前作过这样的声明,
重申“他在中国所见所闻,记述的还不到一半”。上述的这些不足,虽然都
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也不能不影响到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历史地
位。
尽管如此,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马可波罗游记》
作为世界上最受人欢迎的作品之一而广为传播;马可·波罗的名字也已作为
中意两国人民的友好象征而载入史册。
四、李约瑟论中国古代科技

李约瑟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哲学博士、科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名
誉教授。他原名约瑟夫·尼达姆,李约瑟是他的汉名。他1900年12月9 日
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是个独生子。父亲是一位职业医生、麻
醉学家;母亲是一位画家、作曲家。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8 岁就学
习打字,记忆力超人。第一次大战时他开始接受中等教育,打下了各方面的
基础。1918 年10 月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英国最高学府剑桥大学的
冈维尔——凯厄斯学院,主修生物化学专业。192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1924
年他光荣地得到哲学博士科学博士两个学位。同年被推举为该学院的25 个高
级职称的研究员之一。1924年9 月与剑桥大学研究蛋白质化学的多罗西·玛
丽·莫伊尔举行婚礼。后来其夫人取名李大裴。1931年他出版了三卷本的经
典著作《化学胚胎学》,成为这门新学科的奠基人。1933年他没有经过讲师
阶段而直接晋升为相当于副教授的职称。他十分喜欢科学发展史并渐有建
树。1936年剑桥大学来了3位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年轻的研究生,他们是鲁
桂珍、王应睐、沈诗章。李约瑟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中国的科学文化、语言文
字等传统。认识到中国人的聪敏机智,从而激发起对中国文化学习研究的兴
趣。他努力学习中文,接触到的第一部中国原著是《管子》。从此他十分向
往神秘而古老的中国。1942年他接受英国政府派遣,作为皇家科学家代表前
往中国执行援华使命。先任英驻华使馆科学参赞,并筹建“中英科学合作馆”。
在合作馆工作的有英国学者也有中国学者。他借此工作机会,在中国进行了
最广泛的旅行,东到福建,西达甘肃的敦煌,由于抗战时期国共合作,他在
重庆认识了周恩来、林伯渠等人,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以后,他重访南京、北平。1946年他离开中国去巴黎任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科学处处长;随之鲁桂珍也到巴黎与他共事,井讨论写作中国科学技
术史的有关问题。19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他热情欢呼、歌颂中国革命
成功。为了了解新中国,他发起成立了英中友好协会、英中了解学会,并自
任会长。抗美援朝开始不久,他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参加调查美军进行细菌
战的罪行,为此被英国当局列入黑名单,并取消提升为教授的资格。1954年
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问世。1952 年他来华访问,后来从1958 年
到1984 年先后共6 次访华,1968 年在巴黎举行的第十二届国际科学史和科
学哲学联合会上被授予乔治·萨顿奖章。1974~1977年任国际科学史和科学
哲学联合会的科学史分会主席。从1972年起任剑桥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馆长。
在李约瑟博士八十五高寿时,周谷城祝贺他“福寿且康宁”;周培源赞扬他
“学贯中西、环宇景仰”;卢嘉锡对他“遥祝健康长寿”;胡乔木在祝贺词
里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名化学家李约瑟博士,40 多年来致力于中国
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世界科学史上这一领域
的空前贡献。他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始终不渝,中国人民永远纪念他。”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无论在应用方面或理论方面,都创造了许多世界
奇迹与世界之最,并且长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吴玉章指出:远在3000
年前,中国已有了指南针,而且火药的发明,亦在欧洲人之前。在1700年前,
即有纸张的出现;在1200年前,已有刻板印刷的发明;在800 年前更有活字
印刷的应用。”①至于陶器、瓷器及丝绸等,亦为中国之名特产。从《周
髀算经》到两汉的数学专著《九章算术》、到祖冲之计算圆周率的准确数值
在小数点后的第七位,反映了我国古代数学辉煌的成就,从春秋鲁文公十四
年(公元前613 年)的世界上最早的哈雷彗星的记录到战国时的《甘石星经》
及郭守敬的《授时历》,反映了我国古代天文学成就。《徐霞客游记》、《水
经注》等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对地理地质科学的贡献。从《神农本草》、《黄
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等医学著作,反映了我国古代医
学方面巨大成就。从半坡人种植粟到《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等,反映
了我国古代人民对农业科学的伟大贡献。但是这些领先于世界的科技成就,
由于西方人的无知、偏见和别有用心,几乎全被忽视或严重低估。所幸,英
国的李约瑟博士悉心钻研中国科技史,写了不朽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
在世界上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丰富史实和论据,全面介绍了中国的科技成
就。在书中对中国的科技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评价。他指出:“中国的
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是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
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谁要是不嫌麻烦,从头
至尾读完这本书,我相信他会惊奇地看到,欧洲从中国汲取去的技术是何等
的丰富多采,可是公元后头14世纪中,欧洲人往往完全不知道这些技术的来
源。”①

(一)四大发明先于欧洲

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对世界科技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首先是四大发明。
即造纸、指南针、火药及印刷术。中国没有纸以前,书写材料是龟甲兽骨,
金石与竹简、木简,还有帛。但这些材料不是笨重就是价格昂贵,很不普及。
(西汉东方朔给汉武帝写一个奏章,要人把用竹木简写的奏章抬着送去),
在1957年考古工作者于西安灞桥发掘西汉古墓中有纸灰的薄片,定为“灞桥
纸”。到东汉105年宦官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造成了植物纤维纸,标
志着书写材料的重大进步,此后造纸术传到朝鲜、日本、越南及阿拉伯。纸
的发明,促进了印刷术的产生。在印刷术发明以前,文化书籍的传播主要是
手抄,但手抄费时且容易抄错。到隋唐时我国就有了雕版印刷。被帝国主义
国家盗去的《金刚经》卷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雕板印刷品。在11世纪中期,
北来布衣毕团发明活字印刷,开辟印刷的新纪元,比欧洲人印刷《圣经》早
400 年。之后,印刷术传入朝鲜、日本再传入埃及及欧洲。战国时我国劳动
人民发现了磁石指南的特性,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指南仪器——司南。北宋
曾公亮和丁度编的《武经总要》中指出,有比司南更先进的指南仪器——指
南鱼。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指出用人工磁化法可以制成指南针。
在南来民间就有制造的指南鱼、指南龟等。南宋时,指南针经阿拉伯人传入
欧洲,它扩展了人类活动的范围,也成为新航路开辟的条件之一。我国的火
药发明应归功于古代的练丹家,他们知道用硫磺、硝石、木炭加温能够爆炸。
唐朝的孙思邈曾记下了这个配方。到宋代,火药用于战争。后来在13世纪火
药传入阿拉伯又传入欧洲。英、法、意等国直到14世纪中期才有火药武器。
我国四大发明在欧洲的传播,不但为西欧文艺复兴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对
整个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火药、
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
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
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
的杠杆。”①

①《民族之骄傲、世界之瑰宝》,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引言。
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75 年版,第1 卷第1 分册,第3、24 页。
李约瑟博士对中国的四大发明及其传播和伟大意义给予高度赞扬、评
价。尤其在指南针、火药方面。(1)李约瑟博士首先转引弗朗西斯·培根对
印刷、火药、指南针三项发明的评价;“我们应该观察各种发明的威力、效
能和后果。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古人都不
知道;它们的起源虽然是在近期,但却不为人所知,默默无闻。这三种东西
曾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第一种在文学上,第二种在战争上,
第三种在航海上,由此又产生了无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这样的大,以致没
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机械发明

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2)李约瑟博士指出:“中国
人的发明就多了,这些发明在公元1世纪到18世纪就先后传到了欧洲和其他
地区,这里包括:(1)龙骨车??(23)火药以及和它有关的一些技术;(24)
罗盘针,先用于看风水,后来又用于航海;(25)纸、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

按英文字母他一共列出26项中国的科技发明传入西方,但还没有列完。(3)
李约瑟在《中国对航海罗盘研制的贡献》一文中指出:“考古学证据表明,
至迟从一世纪起,中国的占星术和方术家已经用磁石做成匙状物《即司南??
引者)放在高度打磨的青铜制成的石盘板上,轻轻颠动使它旋转,在停下时
指着南北方向”,后来,“清楚的是,中国磁罗盘虽然可能是在用作堪舆(尤
其是宅地墓穴定位向用),数世纪后才用于航海,但是中国的水手比他们的
欧洲同行们使用磁罗盘,至少早一个世纪,而且更可能是早两个或三个世
纪”,“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中国关于罗盘的知识实际应用大约比西方首次
提到的罗盘,还是早两个世纪。”“可以肯定,当欧洲人甚至连指向性都还
没有听说过时,中国人就已在为磁偏角的起因而操心了。”“从年代先后来
看,无论欧洲、阿拉伯或印度的资料,都没有足以和曾公亮、沈括、朱或等
人著作相匹敌的。”“航海罗盘确是中国人发明的,它可能发生在11世纪某
个时期或更早的时期。”③(4)李约瑟博士对发明火药的伟大意义作了充分
的肯定与赞扬:“我觉得,如果我使诸位对于中国人在过去对科技的卓越贡
献产生了某种兴趣,我就完成了我的任务。要是没有这种贡献。就不可能有
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因为,如果没有火药、纸、印刷术和磁针,

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在《火药和火器的史诗》一
文中,李约瑟博士指:“火器的发展是中世纪中国的最大一项成就。”9 世
纪中叶成书的《真元妙道要略》中清楚地记录了硫、硝石并蜜混合共热,爆
炸时烧了手、面部甚至房屋。”“这是任何文化中关于含硫、硝和碳源的爆
炸或爆炸混合物即原始火药的最早文献”。“火药成分的最早的方子也出现
在1044年编的《武经总要》中,比欧洲最先出现或记载的任何火药方于(1327
年)早大约3 个世纪。”10世纪中叶出现了火枪——“这是一切管枪及各种
火炮的始祖。”“在大约1280年真正的金属管状枪出现在东半球的某处。我
毫不怀疑其真正的祖先是中国火枪的坚硬竹筒。”接着李约瑟博士在该文中
批判了认为中国发明火药只用于烟火而没有用作武器的错误论调,指出:“现
在有一种我要提到的错误观念是,人们常常在世界别的地方听到这样一种议
论:即虽然中国人发现了火药,他们却从未将其用作武器,而只用作烟火。”
对火药的伟大作用,李约瑟指出:“14世纪火炮的第一次轰鸣,敲起了城堡
的丧钟,因而也敲响了西方军事贵族封建制的丧钟。它们还使地中海的多浆
的奴隶船变得陈腐,不堪火炮一击。”②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 卷,第427 页。
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 卷第1 分册,第42 页。
②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 卷第2 分册,第546 页。
③《李约瑟文集》,辽宁科技出版社1985 年版,第501~502、508,510~511 页。
①《李约瑟文集》第123 页。
(二)关于天文星象的最早记录

中国一度是世界上天文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早在4000 年前,就有可考
文字的星象记录。公元前4 世纪,我们祖先观察日、月、星辰的变化,制定
了节气,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测天仪器——浑仪。后来对浑仪不断改进,尤
其是东汉张衡,先后对其进行较大的改进,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架自动天文仪
——流水转动的浑天仪。张衡的浑天仪后经唐代的僧一行,宋代的张思训等
人的发展,又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元代郭守敬在沈括等人改革、简
化浑仪的基础上,制成了当时世界上最早的测天器——简仪,而西方在300
年后才出现类似的仪器。可惜,郭守敬的简仪于清康熙54 年(1715 年)被
传教士纪里安当作废铜给熔化了。我国古代还是世界上观测天象最精确、天
象记录保持最完整的国家之一。公元前360 年编制的恒星表,是世界上最早
的恒星表。在《汉书·五行志》中记载:西汉河平元年(公元前28 年)“日
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这是世界上公认的关于太阳黑子的最早
记录。当然,事实上在此以前,我国还有更早的黑子记录,而欧洲关于太阳
黑子的记录是公元807 年8 月19 日,这已是公元9 世纪了。关于彗星记录,
据初步统计,从殷商到清末,我国不下于360 次。其中,春秋时期鲁文公十
四年(公元前631 年)“秋七月,有星孛(彗星)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公
认的最早的哈雷彗星的记录,西方关于哈雷彗星记录,一般认为在公元66
年,当然还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1 年,不过与我国古代彗星记录是不能相比
的,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的文物有一幅帛画,上有29颗形状各异
的彗星图像,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彗星图像。战国时的《甘石星经》是
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记录了800 个恒星的位置,已测定了121个;还
记录了五大行星的运行情况。为纪念石申对天文的贡献,1970年国际天文学
联合会将月球背面一座环形山命名为“石申环形山”。在公元1280年的元代,
颁布了郭守敬的《授时历》,把每年的天数精确到365.2425 天,跟地球绕太
阳一周实际周期只差26 秒,与现行的公历一年相同,比西方早300 年。在气
象工具及气象预报方面,中国也长期处在西方的前面。战国时成书的《夏小
正》是世界上最早的物侯学专著,汉代的天平式温度计,是世界上最早的温
度计,比欧洲类似的温度计早160年。关于地图知识,早在数千年前我们祖
先在黄河流域,就创造了最初的地理学。禹铸九鼎,每鼎代表一个地区,上
有不同的山川、草木及禽兽等图。《管子·地图篇》有关地图的记载比较详
细。随着地理知识的增加,也出现了许多伟大的地理学著作,有代表性的是
《山海经》、《禹贡》、《水经注》、《徐霞客游记》等。明代地理学家、
旅行家徐霞客,从22 岁出游,其中有四次较长距离的旅行,足迹遍及今天的
19 个省、市、自治区。他经30 余年努力,最后写了《徐霞客游记》。他对
地理学最突出的贡献是对石灰地貌考察,是世界上最早对石灰地貌考察的地
理学家。从时间上看,他比欧洲最早对石灰岩进行系统分类的瑙曼早200 年。
李约瑟博士对中国古代的天文星象,地理知识等方面给予高度评价与肯
定。(1)他指出:“除巴比伦的天象记事(其中大部分已散佚)以外,从中
国的天象记事可以看出,中国在阿拉伯人以前,是全世界最坚毅、最精确的
天文观测者。有很长一段时间(约自公元前5 世纪至公元10世纪),几乎只
有中国的记事可供利用,现代天文学家在许多场合(例如对彗星,特别是哈
雷彗星重复出现的记载),都曾求助于中国的天象记事,并得到良好的结果。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关于新星和超新星的出现,这对于现代宇宙论是很重要
的,而中国关于这些星的记事包括从伊巴谷到第谷的整个期间;在这期间内,
世界其他地区对天上有时会出现'新星’这一事实,还是一无所知。在其它
方面,例如对于太阳黑子(日斑),中国人早已非常正规地观测了许多世纪,
欧洲人则不仅不知道,而且由于他们在宇宙论上的成见,也不能承认有这种
现象存在。这一切在人类认识天象的历史上都是不小的贡献”。“中国天文
学中确实引人入胜的有下面几个问题:古代和中古代的宇宙论,星图的绘制
及其所用的座标,对天球大圆的认识,用拱极星作为看不到的赤道星座中天
的指示星,日月食的研究,天文仪器的逐步发展(13世纪曾达到远超过欧洲

的水平),以及重要天象的完整的观测记录。”(2)中国天文学对世界的
贡献和伟大意义,李约瑟博士作了深刻的分析,他在《古典中国的天文学》
一文中指出:“首先让我们叙述一件最明显的事实,中国是文艺复兴以前所
有文明中对天象观测得最系统、最精密的国家”,“在谈到大文学史时,人
们往往有一种偏狭的观点,即其成就仅限于希腊及其向之学习的一些更古老
民族的发现。但是,今天我们应更全面地来欢庆亚洲东部喜马拉雅山那一边
与古希腊同时代人的成就”,“它比希腊和罗马文化要古老得多。早在公元
前15世纪前后,中国人已在迄今犹存的甲骨残片上留下了天象记录。”在《中
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他又指出:“至于天文学方面,我只需说中
国人是文艺复兴时期以前的任何地方中对天体现象观察得最持久、最精确的
观察者。”他们“构想出了一种富有启发性的宇宙论,利用我们近代使用的
座标来绘制天体图,记录日蚀、月蚀、彗星、新星和流星,这种记录对当今
的射电天文学家们来说,仍然是有用的,引人注意的发明,还有天文仪器,

包括赤道仪和时钟驱动的装置”。(3)李约瑟高度评价中国古代对太阳黑
子的记录,在《中国和欧洲之间传播科学思想与各种技术的情况》一文指出:
“中国人从公元前一世纪便开始观察和记录太阳的黑子,可是即使是在这方
面有一点什么消息传到中古时代的欧洲,他们也是不可能仿效或推广这种观
察的,因为在欧洲人的思想中,太阳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东西,并且从定义上
说,它就不可能有任何斑点。”
①《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 卷,第1 分册,第2、15 页。
①《李约瑟文集》第460、459、68 页。
“当耶稣会传教士们第一次听到中国古代这

些太空理论时,他们把它当作中国官吏和僧尼的又一种谬论。”“从悠久的
历史来看,中国的黑子记录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完整的资料。记录从公元前28

年即刘向时代开始,比西方最早的文献几乎早1000年。”在《古代中国的
天文学》一文中,李约瑟博士指出:“或许最令人惊奇的是从公元的28 年以
来对太阳黑子的系统记录,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家们还在争论在1615年前
后谁最先发现太阳黑子,如果他们知道这件事的话或许会感到有些惭愧吧。”
在《世界科学的演进》一文中李约瑟博士又指出:“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
那些不为一般人所知的中国科技成就,信手拈来,就可以写满几大卷。有案
可查,早在欧洲人注意到太阳上有黑点以前1500年,中国人就在记录太阳黑
子周期了;在欧洲人开始研究日浮现象1千年前,中国人已给出日珥系统各
部分的专门名称;科学革命的关键仪器——机械钟,8 世纪首先出现在中国,
而不是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出现于14世纪的欧洲。认为只有西方文明才具

有科学特性的传统观念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对太阳黑子(日斑)中国人
早已非常正规地观测了许多世纪,欧洲人则不仅不知道,而且由于他们在宇
宙论上的成见,也不能承认有这种现象存在。”“现在有些研究太阳黑子的
人,正在部分地利用中国的数据来探索黑子最高值与其他现象(例如极光)

之间的关系。”对中国的星表,李约瑟指出:中国的古典星表《星经》,看
来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 世纪的天文家石申和甘德,如真这样,它就比伊巴谷
还早。它也比《天文学大成》里的星数多出1/3。“对中国人来说,恒星是
无须解释的发光体,彼此相距遥远,飘浮在无限空间之中,它们组成固定的
形状已过了亿万年,这比起世界是'公元前4004 年上午9 时’被创造而出现
的思想是多么高明的见地啊。有证明表明,中国人的上述概念在17世纪时对

欧洲有巨大影响。”在《古典中国的天文学》一文中李约瑟对中国元代伟大
的科学家给予高度评价:“由于中国人看重天极——赤道系统,这导致了在
仪器方面两项重要成果,一是发明窥管和望远镜的赤道式装置,一是发明转
仪钟和机械钟;标志着从中世纪仪器向现代仪器转变的重要发明,“是将窥
管安装于极轴上,即自由大圆环式的支承装置,这不是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
的西方,而是在元代(1206~1368年)皇家天文学家郭守敬的领导下于1276

年完成的”。郭守敬等人“是有才能的科学人才,他们在北京建立了一所当
时最重要的天文台”。对于现代望远镜广泛使用的赤道装置来说,郭守敬的
做法实在是很早的先驱。”“元代仪器所表现的简单性,并不是出于原始粗
糙,而是由于他们已达到了省事省力的熟练技巧。这比希腊和伊斯兰地区的
每一种座标靠一种仪器测量的做法优越得多——无论是亚历山大里亚城或马
拉加天文台,都没有一件仪器能象郭守敬的简仪那样完善、有效而又简单”。
“郭守敬虽然没有望远镜,但却是赤道装置的创始人,他的简仪并未因望远
镜的诞生而消亡”。
②《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 卷,第1 分册,第544 页。
③《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 卷,第2 分册,第637 页。
①《李约瑟文集》第462、194 页。
②《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 卷,第1 分册,第3 页。第2 分册,第640 页。
③《李约瑟文集》第463 页。
①《李约瑟文集》第467、468 页。
“赤道浑仪曾被认为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天文学方面的
主要进步之一,而中国人却早已使用,李约瑟对这一点极为惊讶,并承认郭
守敬比第谷先了3 个世纪之久。”②(4)关于彗星,李约瑟完全肯定地讲:
“关于慧星巴比伦有些楔形文字记录,可追溯到公元前1140年。欧洲古代和
中世纪对彗星的观测次数也很多。可是比较起来,中国的记录却最为完整。”
“关于彗星的出现,也是中国人自己最先根据历代史书的记载进行汇编的”。
“在所有彗星中,哈雷彗星无疑地对天文学的影响最大。这不仅因为它的周
期比其它彗星都确定得早,并且也因为它的历史可以准确地追溯到两千年以
上。其所以如此,应当归功于中国观测记录的细致。哈雷本人的观测是在公

元1682年进行的,中国则是在公元前613 年观测的。”(5)关于中国的星
图,李约瑟博士指出:“了解到世界其他各地绘制天图的情况,我们就会明
白,决不可轻视中国星图从汉到元明这一完整的传统,公元940 年左右的中
国星图手稿是所有现存实物中最古老的一种。”“从中世纪直到14世纪末,
除中国的星图以外,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了”,“看来结论应当是这样:欧
洲在文艺复兴以前可以和中国天图制图传统相提并论的东西,可以说很少,
甚至简直就没有。”②(6)李约瑟对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作了极高
的评价;“明代出现了大量的县志,最卓越的旅行家是徐霞客,他毕生从事
于考察当时实际上还不了解的中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广大地区。他的最大发现
是西江和长江的真正发源地,此外,他还发现澜沧江及怒江完全是两条不同

的河流。”徐霞客游记读来,不像是17世纪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20
世纪的野外勘察家所写的考察记录。对中国古代天文学方面的伟大成就,李
约瑟博士作出如下论断:1.“现在已有大量事实证明,中国对天文学发展所
做出贡献是很值得注意的,我们不必再提曾引起我们注意的全部论点,只须
举出以下几点便够了:(1)中国人完成了一种有天极的赤道座标系;(2)
中国人提出了一种早期的无限宇宙概念,认为恒星是浮在空虚无物的空间中
的实体;(3)中国人发展了数值化天文学的星表,比其他任何具有可与媲美
的著作的古代早两个世纪;(4)中国人把赤道阵标(本质上即近代赤道座标)
用于星表,并坚持使用2000 年之久;(5)中国人制成的天文仪器一件比一
件复杂,以13世纪发明的一种赤道装置为最高峰;(6)中国人发明了望远
镜的前身——带窥管的转仪钟,和一系列巧妙的天文仪器辅助机件;(7)中
国人连续正确地记录月食、新星、彗星、太阳黑子等天文现象,持续时间较
任何其他文明古国都来得长。”“显然,中国天文学在整个科学史上所占的

位置,应该比科学史家通常所给予它的重要得多。”2.“当我们寻找人类
对星光闪烁的天空和所寄居的地球的知识的发展,进行世界性范围解释时,

中国的天文学是不能被排斥在外的。”

②《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 卷,第2 分册,第475、487、489、494 页。
①《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 卷,第2 分册,第620 页。
②《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 卷,第1 分册,第252~253 页。
③《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 卷,第1 分册,第313 页。
①《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 卷,第2 分册,第695~697 页。
②《李约瑟文集》第496 页。
(三)中医药学世界首创

中国的医药学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它是中国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
经验总结。祖国的医学文献记录记载了几千年以来所积累的医学科学知识和
丰富的医疗实践,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它是我国古代
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的中医文献达8000 多种,以
临床医学占大多数。从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可以看出在公元前13世纪
已有了蛊(腹内的寄生物)、龋(蛀齿)等一些病症的记载,并有了按照体
表部位对于病症的初步分类概念。我国在世界上也是免疫法的先驱。公元4
世纪初东晋时代的葛洪(号抱朴子),把在民间收集的验方结合自己医药知
识实践,写成一本名为《肘后备急方》的医学著作;这虽不是什么巨著,但
非常实用。“肘后”是说篇幅虽小,但可以挂在胳膊上随身携带方便;“备
急”是应急意,实际是一本“急救手册”。书中指出疾病不是什么鬼神引起,
而是“外界疠气”引起的。书中记录了他用“以毒攻毒”的办法,来治疗“狂
犬病”。把疯狗扑杀后取出其脑子加工泡制后,敷在被疯狗咬伤的伤口上,
可以收到良好效果。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免疫法的提出。他是世界上免疫学的
先驱。而欧洲免疫学从法国的巴斯德开始,尽管他的方法比较科学,但比葛
洪晚了1000多年。葛洪书中也第一次提到了天花。关于本草学,中国古代的
本草学是一个宝库,古代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汉代有《神农本草经》、
《本草经集注》;唐有《唐本草》——世界上第一部国家编定的药典。而本
草之集大成则是明代李时珍的巨著《本草纲目》。中国的本草有其独特的理
论、独特的方法、独特的复方配伍。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通过法医鉴定协助
破案的国家。法医学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宋朝的宋慈是世界上第一个法医
学专家,其著作《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他一生4
次任高级刑法官,他把“雪冤禁暴”作为自己工作的座右铭。他不怕脏臭,
亲赴现场查验死者各个部位,集自己实践经验写成了《洗冤集录》。本书在
南守淳祐七年(1247年)刻印,比西方17世纪(1602年)初意大利的菲德
里编的法医学著作早350 年。同治元年(1862年)荷兰人将该书翻译为荷兰
文本。后被译成法、德、英、俄等国文字。
李约瑟博士对中国中医中药的伟大成就,给予高度的赞扬与评价。1.在
疾病记载方面,他指出:“关于公元前1500年的中国古代的疾病材料,其来
源有:(1)公元前2000 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甲骨文卜辞;(2)金文??
即发掘自公元前1000年间的古墓中的铸刻和其它物品上的文字;(3)各种
古典著作(《书经》、《诗经》、《史记》、《内经》等)。“中国文明的
连续性是不容忽视的,在疾病记载方面,在许多文明中,中国几乎是唯一的
拥有连续性的著述传统的国家;这些传统把公元前2000 年至公元前1000年
的'巫医’和明代(16世纪)的博学的、启蒙性的医学倡导者直接地联系了

起来。”2.关于中国的本草学,李约瑟博士指:“在西方,人们常常有一
种想法,认为中国是一个有很大技艺传统,但却没有技术史或科学史的纯粹
农民的国家。我认为这种成见是很要不得的。”“我以为本草学是药物学的
一个很大的历史宝库。而我们肯定知道有大量植物和药物事实上是在中国发
现的,而不是在西方。”“第一部已知的有插图的本草书(1249年)是用中
文写的,而不是欧洲语写的。所有这些都是很大的成就。”李约瑟博士有力
地否定了关于脚气病缺乏维生素是日本人发现最早的论点,而肯定了是中国
人发现较早。
①《李约瑟文集》第996 页。
他指出:“现在把承认脚气病是一种营养缺乏症归之于日本人
于1897年的发现,但中国人发现这种营养缺乏症的存在可追溯到元代的1350
年。那时忽思慧写了一本论述以饮食来治疗某些疾病的原理的书。”“公元
14世纪有一部很有趣的书,甚至连中国的科学史家也很少知道,即元代仁宗
时,一个名叫忽思慧的人,曾于公元1314~1330年任饮膳太医时撰《饮膳正
要》一书。”该书在明景宗年间刊行,“以利公益”。其中第二卷提到脚气,

分为两型。“即今日所称之'湿脚气’和'干脚气’。”对明代李时珍写的
《本草纲目》,李约瑟指出:'现在我必须谈谈《本草纲目》,它是一部卷
帙浩繁的许多重要本草书的汇编,其中所收录的最早的书出现在汉代。它不
仅包括草本、木本和许多动物,还包括各种矿物。在欧洲,对于16世纪帕拉
塞尔斯将水银、锑、铋等矿物作为药物(原来仅仅有草药)的时候,存在着

很大的争议。而中国在那个时候已使用矿物药物有许多世纪。”无疑地,明
朝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这部著作完成于1578年,发
表于1596年。李时珍在和伽利略——凡萨利乌斯的科学运动完全隔离的情况
下能在科学上获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他的
《本草纲目》共分六十二卷,详细叙述了约1000种植物和1000种动物,并
说明它们在药用上的真实价值和可能具有的价值(其真实的价值往往比轻率
的现代批评家们所愿意承认的更多一些)。附录还附有8000 多个药方。李时
珍非常精确地讨论了蒸馏法及其历史,预防天花的牛痘接种,水银、碘、高

岭土和其他物质在治疗中的用途等等。”3.李约瑟博士谈到宋慈的《洗冤
集录》:“现在有许多人一想到中国医学,就觉得那是一种荒诞、陈腐、莫
明其妙、类似'江湖医术’的东西。实际上,这样看待中医真是大错而特错。
必须指出,它是一种非常伟大的文化的产物,中国文明的复杂与深邃丝毫不
逊于欧洲文明。中医理论保留着中古形式,但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决不可
等闲视之。正如在其它科学领域中一样,我们在这里也发现中国人在许多方
面领先。”“宋慈著的《洗冤集录》(1247年)是所有文明中最早的一部法
医手册,比奠定欧洲法医基础的福图纳托·费德尔和保罗·扎西亚的著作早

得多。”李约瑟最后肯定地指出:宋慈是“世界最早的法医学奠基人”。
关于中国的解剖学,李约瑟博士指出:“中国古代的解剖学出现较早,从扁
鹊就开始了,到王莽时代(公元9 年)广泛采用,并持续到稍晚的三国时期
(公元240 年前后)。??宋朝的解剖学者,大约比蒙边迪诺·德卢齐早一
个世纪。”②
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巨著,在世界上第一次以令人信
服的史料与证据,全面地系统地对4000 年的中国科技史做了概述,帮助世界
人民(也帮助中国人民)了解中国古代科技方面的伟大成就与贡献。他怀着
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来发掘、整理中国古代科学遗产,纠正了西方过去
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各种错误看法及严重低估,证实了中国古代科技的许多重
大发明都先于西方。李约瑟博土治学严谨,他为了写这部巨著,博鉴群书,
实地考察,查阅大量的中国、日本等国文献资料,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
地从事研究工作,对我们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也是一个鞭策及莫大的鼓舞。
①《李约瑟文集》第89、1058 页。
②《李约瑟文集》第120 页。
③《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 卷,第1 分册,第314 页。
①《李约瑟文集》第120、10 页。
②《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 卷,第2 分册,第321 页。
五、罗伯特·坦普尔谈“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

一提到深入了解、系统介绍并高度评价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外国人,人
们很自然地想到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而罗伯特·坦普尔在他的指导下也
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卓有成效地完成并出版了《中国——发现和发明
的国度》一书(1986年)。该书使世人意识到,在中国科技史上堪称世界之
最的并非仅限于“四大发明”。事实上,如同巴尔扎克所说:许多欧洲人自
鸣得意的发明,中国人早就捷足先登了!罗伯特·坦普尔介绍了中国的“一
百个世界第一”,诸如:火柴、漆、火箭、水力风箱、四角帆、开孔舵等等。
罗伯特·坦普尔对中国古代文明,对中华民族在人类进步中的贡献给以
高度评价,并通过大量可靠的材料,令人信服地说明中国的确是一个发现和
发明的国度。

(一)与火有关的发明

罗伯特·坦普尔说:“世界上第一根火柴是由中国人于公元577 年发明。”
“直到公元1530年欧洲还没有火柴。因此中国人使用火柴几乎比欧洲早1000
年。”①
关于火药,罗伯特·坦普尔说:这应归功于炼丹家寻求长生不老丹。这
无疑给人们提供了许多进行试验的机会。“由于中国人随手可得到硝石、硫、
木炭和其他一些物质,因此炼丹家必然会尝试把这3种物质放在一起而偶然
发明了火药。”发明火药首先要认识硝石,中国至少在公元前3 世纪就这样
鉴定真正的硝石,要比西方早2000 年。火药的另一种重要成分是硫,这也是
古代中国人能够提纯的。在公元2 世纪的《神农本草经》中提到了纯硫。公
元11世纪的证据表明在那之前得到纯硫的方法是通过焙烧硫铁矿,用升华法
收集硫晶体。
大约在1040年,中国古代科学家曾公亮在历史上第一次发表了真正的火
药配方。在中国,真正的火药发明于何时呢?罗伯特·坦普尔说:“《诸家
神品丹法》记载了公元650 年左右炼丹家孙思邈炼出的含硫和硝石的易燃制
剂。但是直到葛洪之后的五个半世纪,在《真元妙道要略》中,中国人才记
下了真正描述火药成分的配方。即硫黄、硝石和蜜(含有炭)混合加热,即
起烟火。这就是说火药起源最可能年代是850 年。
“火药第一次引起西方社会关注,是在12世纪后期,在那时,中国已经
使火药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甚至已使枪炮技术臻于完善。因此在西方听
说火药之前,中国的火药及其应用就已发展到基本成熟阶段。”①
火箭及多级火箭的发明无疑是引人注目的。罗伯特·坦普尔说:“发明
火箭,似乎是受到两方面的激励。一方面,用弓发射的'纵火箭’使人们想
到可以制造一种把一枚火箭装于其上的箭架,来代替弓的发射。另一方面,
受一种叫做'地老鼠’的炮仗的启发,这种炮仗沿地面飞窜同时向后喷火,
而且还有水老鼠炮仗,它可以在雪上滑行,并且可在水面滑行穿越湖泊池
塘。”
①《新华文摘》1988 年第4 期,第185 页。
大约在公元1150年,人们想到,将'地老鼠’或'水老鼠’的炮筒捆在
带羽毛的杆上就可以做成能飞行的火箭,在这种箭的尾部装上一个小铁锤以
保证箭可以飞行相当的距离。而且在火箭的火药中心打上一个洞,使火药在
洞内壁表面均匀地燃烧,这是一枚有效火箭的基本要求。”“到了13世纪末
期,中国制造的火箭已经非常精巧,从而可以缩小火箭洞口以增加喷射气体
的流度,得到更大的推力。这正是空气动力学中最基本原理之一的'文杜里
效应’”。欧洲人文杜里(1746~1822)将此原理公式化,而中国人在实际
中开始应用此原理的年代则比他早500 年。
罗伯特·坦普尔介绍说:独轮手推车(也是中国发明的)常常用作安放
一组组可移动的火箭发射架,这被称为“火架战车”。中国中世纪史书中记
载了每组一瞬间可以发射320 支火箭的火箭组。它们由在独轮车上排列着的
四条“长蛇”发射架和两边的矩形木制“百虎”发射架组成。明朝一次战役
中,一齐发射了100组这样的火箭。这种超级火箭组在理论上一次可发射3200
支箭,那么一次战役就会用百万支箭。
“公元1300 年后期,中国发明了火箭飞行稳定器。这是像翼一样的东
西。《战备志》中记载了明代的'神火飞鸦’,看起来就好象在鸟的腹部绑
上火箭。它能飞行1000多尺,落地后,其腹腔中的炸药自动点燃,几里之外
都能看到火光。这种火箭和二次世界大战时的V—1型火箭极其相似。”
“到了20 世纪,液体燃料火箭的发明,使人类有希望征服外层空间,因
此,李约瑟认为中国对火药、火箭的发明也是对人类作出的最大技术贡献。”
罗伯特·坦普尔还介绍了中国人发明的火焰喷射器、燃烧弹、照明弹、手榴
弹、地雷、水雷等。①

①《新华文摘》1988 年第4 期,第184~185 页。
(二)与水有关的发明

毫无疑问,水对于人类的生存、繁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黄河、尼
罗河、恒河和西亚两河流域最早升起了人类文明的曙光。而古老的中华民族,
尤擅长用水治水并因此而著称于世。有文字记载的用水治水的历史可以一直
追溯到公元前20 世纪的古史神话时期,也许是受到口碑流传的中华先人们的
业绩和精神的感召,这些三皇五帝的后人们确实在治水用水上大做了一番文
章。如战国时修建的闻名于世的都江堰、秦始皇初年的郑国渠、公元前95
年的白渠、隋大运河等等。罗伯特·坦普尔在他书中也介绍了许多与水有关
的发明创造。他说:“中国把水力用于鼓风炉风箱的操作始于公元31 年。当
时《后汉书》曾记载了南阳太守杜诗发明了以水为动力,用于制造铁制农具
的鼓风水排(水力风箱)的事迹,并对这种装置的使用效果作了精辟的评价。
书中指出用力少而见功多,百姓便之。几百年后,唐章怀太子李贤在公元670
年给上面一段话作注时说:'冶铁者为排吹炭,令激水鼓之也’。”《三国
志》(公元290 年)中有如下叙述:“(韩暨)后迁乐陵太守,徒监冶谒者。
旧时冶作马排(鼓风用——引者),每一熟石用马百匹;更作人排,又费功
力:暨乃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三倍于前。”这是公元238 年左右发生
的事。大约20 年以后,发明家杜预对这种机械作了改进,鼓风水排代代流传,
越来越广泛地传遍全中国。罗伯特·坦普尔说:“欧洲在冶金工业中应用水
力,最早可追溯到公元12世纪,那时开始应用水力带动锻铁锤。但是直到公
元13世纪,才开始使用鼓风水排——比中国晚1200年。在大规模工业加工
过程中,中国人利用水力的创举是现代社会以前能源供应中最有意义的突破
之一。它是朝工业革命迈出的重大步伐之一。”①

罗伯特·坦普尔用生动详实的材料介绍并高度评价了中国人发明的“龙
骨水车”。他说:“方形板叶的龙骨水车是由中国流传到整个世界的最有益
的发明之一。由于其流传如此之广,以致没有人再去考证它的来源。正如我
们所看到的那样,龙骨水车是由一个闭路的带有方形板叶的循环式链构成
的,这些板叶踏动后可以刮起水、土或砂。”
“我们不知道龙骨水车的发明人及其确切的发明时间,尽管它可能存在
于更早的几个世纪之前,但是我们把它的发源时间定为公元1世纪。中国古
代哲学家王充在他的《论衡》中讲到龙骨水车出现了公元80 年左右,在其下
一世纪,其设计有了很大的改进。从那一时期的正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记
载史料中详述了京都洛阳的缺水情况。正史还告诉我们,当时著名的宰相张
让向匠师毕岚征集各种改进方案来解决洛阳的缺水问题。龙骨水车用于民
用,各地区的排水,以及灌溉和饮用水的供应。龙骨水车的效果如此引人注
目,以致邻国来访的高级官员及使节,最终都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采用龙骨水
车。在中世纪,朝鲜和安南(越南)曾经以这种农具来改造他们的农业和灌
溉技术。1221年龙骨水车被出访的中国人介绍给土耳其斯担的居民时,当地
人高兴地惊叹道:'你们中国人做一切事情都这样聪明’。“欧洲第一架方
形板叶的龙骨水车制于16 世纪,是直接以中国的设计为模式而制作的。到
17世纪末英国的海军根据中国的废弃物仿造'龙骨水车’用作船上的船底污
水泵。荷兰人布拉姆·胡克吉斯特把龙骨水车介绍到美洲,他说在那里'已
证明龙骨水车有极大的用途’。16 世纪欧洲一只挖泥船使用挖斗代替板叶,
这是现代采矿和开采业中采用的带式传运器上排水设备的先驱。到1938年,
古典式的'龙骨水车’再次由中国传入美国,用于从犹他洲大盐湖中抽出可
结晶的盐水。”①
罗伯特·坦普尔还讲了一个借水浮力打捞的故事:在1064年到1067年
之间,山西蒲洲附近跨黄河的著名蒲沁浮桥被突然暴发的洪水冲毁了,这座
距今1270多年前建造的浮桥是黄河当时重要的渡口。它用巨大的熟铁链把浮
船牢固地连在一起,两端分别系在河岸沙滩上的8 个巨大的铸铁卧牛上。当
时突发的洪水冲毁这座桥时连同铁牛一块冲入河中,并且深隐于水下。洪水
过后人们无法将巨大的铁牛打捞上岸。无能为力的地方官员只好发布公告,
征得四方能人。当时有一名叫怀平的僧侣用水浮之力制定出打捞方案。他指
挥人们用土装满两条大船,把粗大的缆索拴在这两条船上,让水性好的人将
缆索的另一头系在河底的卧牛身上,然后铲去船上的土,船身慢慢升高,将
铁牛提起,随后将船驶向岸边。卧牛被拉到浅水区,就比较容易把卧牛弄上
岸。
①《新华文摘》1987 年第11 期,第177 页。
①《新华文摘》1987 年第8 期,第179—180 页。
在历史上,这似乎是第一次利用浮力技术进行水下打捞,但这种技术至
今仍在应用。在本世纪50 年代,巨型远洋班船“安德烈·多利亚号”在大西
洋沉没时,打捞废船船体的操作就是把在水下68.58 米深的沉船和几只灌满
水和矿石的船系在一起,随后逐渐把那些船上的水和矿石放空。这个过程正
是用了1000多年前打捞卧牛的原理。
罗伯特·坦普尔谈到:“最先制造出浆轮船的是中国。公元418 年的一
份中国水军行动的报告中已有浆轮船的记载。”“到公元494 年祖冲之制造
了一艘改进的船只,被称为'千里船’,它不用风力,一天能行很远。”
“轮船的技术改进很快,1130年宋朝水军将领程昌寓制造了300 尺长的
轮船,能载七八百人。”“在公元12世纪宋朝同反抗者作战时,桨轮船确实
发展到最高峰。当时最大船有360 尺长,41 尺宽,桅杆72尺高。从记载看,
船上的工作人员曾达200 人。外国人相信,中国中世纪浆轮船可以达到50
马力,平均速度每小时3.5~4 海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在抗
英战斗中还使用了这种船。英国人当时认为,这些船是因为中国看到英国海
军的浆轮船而很快仿制出来的。殊不知,中国到那时使用这种船已有16个世
纪了。”
罗伯特·坦普尔说:'中国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水手,差不多2000 年,
他们在造船和航海技术上一直在全世界遥遥领先。西方最后赶上中国,也是
因为他们以这样或那样方式采用了中国的发明。长期以来,欧洲的船在各方
面都难以想象地比中国船逊色。欧洲人最早造的船没有舵,没有浮板,没有
水密舱,只有单一的桅杆和方形帆,使这些船只能听从风摆布。甚至到19
世纪初,这种情况仍然没有变化。”

中国帆船一开始就比西方的优越。中国利用本地生长的竹子造筏,继而
用以造船帆。然而,中国帆最大的进步是从方形帆发展成使用四角帆的纵向
帆装,这样,船就可以顶风航行。

“公元2 世纪中国已经有了使用四角帆的纵向帆装。因为在公元3 世纪
万震写的《南洲异物志》一书里已经清楚地记载了使用这种帆装的船。例如
有些船承载700人和260 吨货物,这真是令人惊讶的事!万震讲到了有四根
桅杆的船,他写道:'其四帆不正向前,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
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城减之,邪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
故行不避讯风激波,所以能疾。”①
罗伯特·坦普尔说:“欧洲人在采用中国的舵以前,不得不用浆来划船。
这样,远洋航行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象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瓦斯科·达·甘
米和其他人进行的著名远航,都是在采用了中国的航海技术后才实现的。”
“中国远洋航行用的舵有好几个人那么大。有了这样的舵的大船,中国的航
海事业就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中国人和欧洲人曾以不同的方向绕道好
望角,但中国人去那里的时间早于欧洲人。第一个发现澳大利亚的也是中国
人,他们登陆的地方就是现在的达尔文港。中国和菲律宾及印度尼西亚的贸
易十分频繁;中国和非洲东海岸国家的贸易也相当广泛,至今在坦桑尼亚和
莫桑比克的海洋,仍可以发现许多个世纪前的中国陶瓷的碎片。中国的海轮
也到达过美洲大陆,但是否舵航至今仍是个悬案。李约瑟和其他人已经证实
了在许多方面亚洲对古代美洲的影响。

①《新华文摘》1988 年第6 期,第175、176 页。

罗伯特·坦普尔说:“中国的另一个发明是“窗孔舵”(亦称开孔舵),
因为舵上有许多孔。中国人早已知道:在使舵在水中更容易地转动的同时,
这些孔并没有影响舵控制航向的作用。直到1901年“窗孔舵”才传到西方。
在那以前,西方用煤作燃料的鱼雷艇虽然每小时可航行30海里,但在全速航
行时却无法转动舵。“窗孔舵”正好解决了这一难题。

“中国最早的舵称为'平衡’舵。舵的部分舵片在支承统盘杆前部凸出。
这种舵使用起来十分方便,但欧洲人直到19 世纪才应用它。1843 年英国制
造的'大英帝国’号轮船,就是欧洲最早使用这种舵的船。为了发展自己的
航海事业,英国在应用中国的发明上从来就是走在前面的。在应用平衡舵的
同时,英国也利用了中国的方形板叶链式提水器的船内小密舱。可以毫不夸
张地说.英国海军在全世界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比其他欧洲国
家更早地采用了中国的发明。”

罗伯特·坦普尔说:“无论在索具导航、动力装置或者操舵等各个方面,
欧洲都吸收了中国的经验。”①

(三)与风有关的说明

人类对风能的利用堪称年代久远,在这方面,中华民族有许多捷足先登
的发明创造,比如船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水上航行的重要动力,
这项发明应归功于中国人。此外中国人还发明了双动式活塞风箱,旋转式扬
谷扇车,并有关于载人风筝和降落伞的令人惊讶的故事。
罗伯特·坦普尔说:'双动式活塞风箱是能驱使空气或液体连续流动的
泵。其提供连续鼓风的能力,是中国人得以在冶金术上占优势达数百年之久
的决定性因素。我们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双动式活塞风箱,或其出现的确切年
代,但是它于公元前4 世纪似乎就已在中国广泛应用了。所以我们大概可以
有把握地认为,其发明至少是在公元前5 世纪。”
关于载人风筝,罗伯特·坦普尔说:“载人风筝的史料讲述了一个耸人
听闻的事件。北齐的第一个皇帝高洋(在位时间是公元550 年到559 年)有
计划地杀害了拓跋和元氏两个家族的全部成员。高洋在他参加的庆祝佛教圣
职受任的仪式中,想出一种被称为'放生’的做法。他'放生’的'活物’
就是他的政敌:拓跋和元氏两个家族的人。他的做法是让他们从100尺高的
塔上跳下去。公元559 年,即他在位的最后一年,他不断地让判死刑的囚犯
从金凤台上跳下去,把他们作载人风筝的实验飞行员。”李约瑟评论说:“事
情不仅表示了这一位皇帝是一位残忍的人,从另一角度看,这些风筝必须有
人在地面控制着,而且技术高超才能掌握好手中的线。也就是尽量使风筝放
得久些,飞得高些。”一位魏国的王子,元氏家族的一位著名人物,他随同
风筝在空中飞翔了二里远。反映这时期的历史名著《资治通鉴》(卷167)
叙述了这件事:“(齐显祖高洋)使元黄头与诸囚自金凤台各乘纸鸱以飞,
黄头独能至紫陌乃堕,仍付御史中丞毕义云饿杀之。”18世纪时,载人风筝
在中国已经广泛流行了。

在现代,人们也进行载人风筝的飞行。1894年巴登·鲍威尔成为进行载
人风筝飞行并且取得完全成功的第一个欧洲人。从历史文献的角度来说,如
果说公元559 年中国元氏家族成员成功的飞行是世界上首次载人飞行的话,
那么中国和欧洲首次飞行之间竟相隔了1335年之久!①
 
①《新华文摘》1987 年第8 期,第178 页。
①《新华文摘》1988 年第5 期,第180 页。

关于降落伞,罗伯特·坦普尔指出:“许多人都知道达·芬奇留下了降
落伞的草图,这标志着欧洲人制造降落伞想法的最初产生。但是远在达·芬
奇1500年前,中国人似乎已经发明了降落伞,并且在实际生活中极其成功地
运用了它。”“我们可以从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名著《史记》中
找到最早的文字记载,此书大约完成于公元前90 年。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认
为,至迟在公元前2 世纪中国已经有了降落伞。司马迁有机会接触到卷帙浩
繁的文献,他把降落伞看作是很久以前的古物这一事实,证明了降落伞的起
源可追溯到他所处时代的前几个世纪。”“岳珂著的《程史》一书中提到了
中国人在中世纪已使用降落伞的例子。这本书刊印于1214 年,叙述了1192
年在广州亲眼目睹的一些事情。那时候的广州云集了不少阿拉伯人,他们有
自己的清真寺。其中一座清真寺有着'笔尖形高耸入云的银灰色尖塔’,塔
内是螺旋形的楼梯。塔顶上是一只巨大的金鸡,但少了一只腿。这只鸡腿是
1180年被一个狡猾的窃贼偷去的,而他正是使用了降落伞才得以逃跑他的供
词被保存了下来,因此他几乎成了当地的一名英雄人物。他这样描述了他逃
跑的经过:'下跳时我只得紧紧抓住两把设有伞柄的伞,当时我一跳到空中,
劲风就把这两把伞全部撑开了,伞成了我的翅膀,使我平安地落到地上’。”

 
(四)关于免疫学和内分泌学方面的贡献
 
中华民族有其独特的养生、防病、治病理论,中医学中的整体性思维方
法、经络学说、针炙、中药、气功的运用为世人所称产。在这方面为人们熟
知的发明创造不胜枚举。罗伯特·坦普尔所介绍的中国在免疫学和内分泌科
学方面的贡献,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说:“早在公元前2 世纪,中国人
就能从人的尿液中分离出性激素和垂体激素,并将其应用于临床医疗。这就
遥遥领先于现代的生物化学。在公元前125年以前,中国早期的科学家,淮
南王刘安首先用'秋石’这外名称表示所获得的激素结晶体。”

在古代中国“1025年到1833年,在39种不同的书籍文献中都有关于从
尿液中获得性激素和垂体激素的记载。”在欧洲,直到1927年才发现从尿中
可以提取类固醇性激素和垂激素。显然,在这方面中国在世界上领先了约
2200 年。因此,古代中国的医生通过给病人服用“秋石”,产生双重疗效,
既可补充外源性的性激素,又可促使患者自身分泌更多的内源性的性激素。
中国主要用这些性激素治疗与生殖器官有关的各类疾患,其中包括:性腺机
能减退、阳萎、性逆转、阴阳两性人、遗精、痛经、白带、性功能低下等。
当然,有关古代中国人提取性激素方面目前仍有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毋
庸置疑,中国真正地开创了内分泌科学,他们对于所获得的伟大成就是当之
无愧的。”①
 
①《新华文摘》1987 年第7 期,第176 页。
①《新华文摘》1987 年第7 期,第177~178 页。

关于甲状腺激素的应用,罗伯特·坦普尔说:“甲状腺肿即甲状腺增大,
外观为颈部的肿块。最迟至公元7 世纪,中国人就在应用甲状腺激素治疗甲
状腺肿了。这一做法可能早就开始了,只是中国的医生们到7 世纪才以文字
描述这项技木。最早做这一记载的甄权,他死于公元643 年。在他的《古今
灵验方》中提出了阉羊甲状腺激素的三种用法,方剂之一是将100个甲状腺
在温水中洗净,去掉脂肪,晾干后剁碎,再与枣混合后制成药丸给病人吞服。”
另一方剂是从羊身上取出一个甲状腺,去指脂肪,然后让病人将生的甲
状腺体放入口中,尽可能吸吮并咽下所有的汁液,然后将腺体吃下。

大约19世纪初,西方人开始认识到与水、土性质有关的致甲状腺肿的环
境因素的存在。然而这一知识最早在公元前239 年即见于中国的《吕氏春秋》
一书中。该书卷3 “数尽”章写道:“轻水所,多秃与瘿人。”在西方直到
1860年,查丁才明确证实甲状腺肿与土壤和水中碘的缺乏有关。1896年鲍曼
在甲状腺中发现了碘。1890年墨莱等人开始给病人服用甲状腺提取物。

关于免疫学的起始——种痘。罗伯特·坦普尔说:“人类为了免除天花
的威胁,采用了种痘方法。这种技术源于中国的四川省。在该省的西南部,
有一座名山,称为峨嵋山,隐居在该山山洞的道教练丹家在公元10世纪时学
会了天花痘苗接种技术。至于说在这以前多久人们便已掌握了这个秘密,目
前还没有材料可以说明。”

“中国接种者的巧妙技术确实是惊人的。他们使用了各种削弱病毒性的
方法。因此由于种痘而得天花的危险性减至最小限度,免疫率很高。”在公
元17世纪时,这种医疗方法传到了土耳其,在那里引起了欧洲人的注意。1718
年驻君士坦丁堡的英国大使的夫人马丽·沃特莱·蒙塔古让全家接受了“轻
型天花的预防接种”。在此4 年前,蒂莫尼在伦敦的《皇家学会哲学会刊》
上发表一篇关于这种方法的报道,两年后,皮拉拉尼在一刊物发表了进一步
的报道。这种方法在伦敦曾引起热烈讨论,马丽大概是因这些文章的激励而
采取如此勇敢的措施的。到1712年,作为预防天花的措施,轻型天花接种开

始广泛在欧洲采用。中华民族的创造发明可谓洋洋大观,其在人类发展史的
地位和价值由以上谈到的几个方面可窥一斑。至于中华民族在天文、数学、
医药、音乐等方面的创造发明,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①《新华文摘》1987 年第7 期,第172 页。

六、“他们是优秀种族”——敌视者不得不如是说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伟大民族。在世界文
明史上,勤劳、智慧、勇敢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和灿烂的文化,为
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在19世纪末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前夕,帝国主义势力、视中华民族为敌的人却诬蔑中华民族是“劣等种族”、
“有种族仇恨”。说什么有色人种“可怕”。攻击中华民族的强盛在精神思
想上、经济上、军事上对白种人“危险”。为了遏制中国的所谓“种族仇恨”,
有人竟公然主张“由列强把中国瓜分”,并让“基督教得到奇迹般的传布”,

以取得“宗教胜利”,“把中国改造成友好国家中最友好的国家”
但是,侮蔑毕竟是侮蔑,事实毕竟是事实。即使是那些曾经攻击和侮蔑
过中华民族的人,或者是正在攻击和侮蔑的人也在事实面前不得不讲一两句
真话。1876年,美国参众两院3 名议员组成调查中国移民的联合委员会,通
过调查,感到“任何人如果要把他们(指中华民族——引者)低估成一个劣
等民族,就是把这整个问题都搞错了”。曾任美国国务卿的科士达说:“从
中国的历史和成就来看,断言不论古代或现代,没有一个民族或种族比中国
人民更配称得上是伟大的民族,这并不是什么夸张”。①
中华民族经历过黑暗的岁月,也有辉煌的时代。中华民族毕竟是一个伟
大的民族,它一旦从沉睡中醒过来,必将震撼全世界。
 
(一)古老的文明,灿烂的文化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四、五千年。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是十
分丰富的,涉及到政治、经济、科技、文学、音乐、绘画、工艺等各个领域。
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举世闻名,成为世界奇迹而载入世界的文明史册;火
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是世界公认的古代四大发明,这些发明大大推动
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中国的古老文明和丰富文化遗产不仅是激励中华儿女努力奋进的宝贵的
精神财富,而且吸引了许多海外人士进行考察研究。唐朝太宗时,国都长安
常常宾客如云,前来学习的有数千人。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中
国后,写出了《马可波罗游记》,此书畅销欧洲,吸引着更多的游人前来中
国游览观光。连那些对中华民族持敌视态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
——

第一,“那里有一种文明,那是一种在我们的文明还未诞生之前就存在
的古老文明”。

①科士达:《美国在东方的外交》(1949 年版),转引自吕浦第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先辑》,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年4 月版,第202 页。
①同上书第201 页
①〈美〉1876 年《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转引自《“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第
7 页。

斯陶特说:“我这样主张拒绝给予东亚人以自由移入和永久居住在美国
的特权,人家不要以为我是否认一个古老的、一度很文明的种族由于他们的
智慧而具有长处。”①
 
巴枯宁说:“轻视中国人是错误的。中国人是可怕的,这是由于他们的
庞大人数,??精力无比充沛。”②
 
第二,“任何人如果要把他们低估成了一个劣等民族,就是把这整个问
题都搞错了。”

皮克斯利在谈到中华民族时满怀敌意地说:“他们是一个机灵、狡猾、
敏锐、聪明的民族。任何人如果要把他们低估成一个劣等民族,就是把这整
个问题都搞错了。”

“他们不是劣等种族。根据许多事情来考察,他们是优秀种族。他们保
持一种政体已经有数千年之久,而这种政体击败了欧洲人的聪明智慧??他
们不是劣等的。在许多方面他们是优秀的。”③
 
赫德说:“中国人是一个有才智、才教养的种族,冷静、勤勉,有自己
的文明,在语言、思想和感情各方面都很纯一,人口总数约有4 亿,生活在
自己的围墙之中,在他们所蔓衍的国家里有肥沃的土地和富饶的江河??”。

德梅隆说:“蒙古种族有一部时间久得发霉的历史,这部历史断言自己
有5 千年的文明,信而有证的历史则可追溯到摩西创造世界和以色列人退出
埃及的时代——那表明即使是埃及的文明也是他们那里传来的;他们在希腊
人打破特洛伊的城墙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伟大的、开化了的民族;他们的伟
大的哲学家孔子,在基督降生以前550 年、苏格拉底降生以前80 年就写出了
书经《尚书》;他们的文献据说富于各种各样用韵文和散文写成的著作:伦
理学、历史、地理、游记、戏剧、传奇、故事以及各种小说;他们的政府以
君主政体为基础,靠教育资格用人,形式是有些复杂,然而抗住了时间的破
坏。??它经历了印度、日耳曼等所有伟大民族的兴亡盛衰而仍然屹立不动,
当安格鲁撒克逊族还奔驰在德国的丛林之中,英格兰的土著还是一群野人的
时候,它就已经达到了它的伟大的顶点”①
麦克考宾说,中国人在一切环境中和一切变化之下“仍然保持着他们独
有的民族特性,而当其到国外求生时,他们所希望的也是获得一笔足以过舒
服日子的财产,然后返回孔子的国家。的确,他们对那个孔夫子的国家的依
恋之情是如此深厚,以致只是在具有这样的了解时才离开,这就是,如果他
们死了,他们的遗骨要运回祖国去埋葬;因此,中国佬虽然身在我国,却并
不属于我国,在我看来,这个事实就构成了根本反对他们前来我国最强烈、
最不可克服理由之一。”②

②〈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转引自《“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第3 页。
③〈美〉1876 年《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转引自《“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第
35 页。
④〈英〉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转引自《“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第146 页。
①〈美〉1876 年《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转引自《“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第
52 页。
②〈美〉1876 年《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转引自《“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第
23 页。
雅斯琴科说:“甚至在马可·波罗的时代,中国就以它的惊人的财富而
出了名,以后的勘查和研究不仅没有能打破这些古老的传说,而且实际上表
明了这些传说还不足以说明中国富饶的真实情况。”①

(二)勤劳、勇敢、智慧、爱好和平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它具有勤劳、勇敢、诚实、智慧、俭朴等优良品质。
中华民族凭借这些优良品质,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古代文明和灿烂文化;中国
人民富有坚韧的革命斗争精神,在历史上抗击过无数次外来的侵略,取得了
一次次的胜利;中华民族是一个聪明的有智慧的民族,孕育出许多世界闻名
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有不少创造发明曾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居于
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列。在公元3~13世纪的整整1000年间,始终保持着
世界先进科技水平。这是连那些对中华民族持敌视态度的人也不能否认的—

“中国佬是很聪明、机灵的,并且具有一个好的工人的切优点。”
罗杰斯说:“毫无疑问,中国佬是很聪明、机灵的,并且具有一个好的
工人的一切优点。他们单身到这里来,即使结了婚,他们的开支同美国公民
的开支相比也只相当一个极小的部分。中国佬不喝醉酒,他们在星期一也能
像其他日子一样工作。”②

斯陶特说:“中国的人口超过3亿。他们所占据的领土是不足以容纳他
们。虽然他们的劳动总额为数极大,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以最耐心的、不停
的辛勤劳动却只能勉强糊口。极端的贫困普遍地盛行,他们千辛万苦,所得
的报酬则少得难以想象。”①
麦克考宾说:“不可否认,他们是一种非常节俭的民族;他们所需要的
东西很少,而且费钱不多。因此,他们做工作就能够比欧洲血统的人少拿工
资,因为后者的需要比他们的需要多些。”②
罗杰斯说:“中国有其贫穷、节俭、有才智、有教养而又非常勤勉的人
口,是能够把人送来以满足加里福尼亚州对于劳工的全部需要的,而且它正
在准备这样做。中国人在经过短时的学习以后,就能够很好地和廉价地制造
我们的一切商品,管理我们的一切机器,播种和收获我们的全部田地,补我
们全部的家庭仆人的缺。他们能够用自己廉价的劳动把比较昂贵的美国工人
或欧洲工人从每一个工业部门中都给排挤出去。”③
德梅隆说:“白种人将会感到??他们不能同刻苦耐劳而又节俭的中国
佬相竞争,这些中国佬不须赡养家庭,不须教育儿女,不须缴纳赋税,不须
捐款给教会,不须崇拜上帝??他们一心一意在赚钱,以便可以重返家
乡。??如果让中国佬自由而平等地从事竞争,每一次他们都要占得上风。”

①〈俄〉雅斯琴科《论俄国在东西方接近中的任务》。转引自《“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第291 页。
②〈美〉1876 年《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转引自《“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第
45 页。
①〈美〉1876 年《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转引自《“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第
19 页。
②〈美〉1876 年《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转引自《“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第
23—24 页。
③〈美〉1876 年《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转引自《“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第
25 页。

布赖尔说:“中国人是一个受清洁的民族,他们把自己弄得很整洁、干
净、漂亮;他们没有任何令人讨厌的地方。”②

请注意拥有7.5万英亩土地和5万头羊的农牧场主豪立斯特1876年的证
词:
问:这些中国人的道德情况怎么样?
答:非常之好,我想,在这全部,400 个中国人中,(指在该证人所在
地圣巴巴拉郡工作的中国人——引者)一年之内只有5 个人被逮捕拘留过。
其中两个人被解雇;有两个案件是由于小小的偷窃罪,从他们自己人那里偷
窃蔬菜或蔬菜一类的东西。在我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看见过比他们更好的人。
问:这种移民的道德方面同同样阶层的其他移民比较起来怎么样?
答:要好得很多,以致使我感到,如果异教的教训能造成象中国佬那样
诚实的人,我要认真考虑自己去当异教徒了,我相信诚实,我相信诚实的人。
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如健康等等怎么样?
答:那些劳动熟练、了解我们的工作、而且具有某种经验的人,都是我
看见过的最好的工人。在体力方面,我不认为普通的中国佬能赶得上普通的
白种人,虽然我看到过一些例外,有些中国佬非常强壮,非常好。中国佬不
是非常强壮的人,但是他们是非常诚恳、非常好的人。他们竭尽全力来工作,
我一生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其他民族是这样工作的。
问:他们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答:是第一流的。我难得看见一个虚弱的中国佬。
问:在他们之中,你曾否注意到过有什么容易得皮肤病或斑疹或任何这
一类疾病的素因?
答:一点也没有。
问:他们个人卫生方面的习惯怎样?
答:比白种人的习惯要好。我用的那些工人都是我在一生中雇用过的最
干净的工人。他们一生每天都在洗身子。在这方面他们使我们自己的人感到
羞愧。①

①〈美〉1876 年《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转引自《“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第
57—58 页。
②〈美〉1876 年《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转引自《“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第
74 页。
①〈美〉1876 年《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转引自《“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第
77~78 页。
②转引自《“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第142 页。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伦敦英日协会理事会副主席戴身西说(见1989
年版《新远东》:“有成群驯良而聪明的中国人在西方人的熟练指导下在其
中每昼夜工作15小时的工厂,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被受过科学训练的中国人自
行负责管理的同样工厂所替代。瞻望前景,不寒而慄。西方工人每天力争少
劳多得,他们有什么把握同千百万朴素、驯良、惊人地节俭、聪明、熟练的
中国工人相竞争呢?这些中国工人为取得可以使他们过舒服生活的报酬而努
力不懈地愉快地工作,而那种报酬是西方人不能用以维持生活的。”②
曾在中国进行了多年侵略活动的英国人濮兰德说:“中国这千百万俭省、
耐劳、尝尽了艰难困苦的苦力,迟早要使西方世界的经济平衡和工业平衡受
到影响??他们善于适应环境,刻苦勤劳、孜孜不倦、熟练技巧和不可征服
的消极抵抗能力,除了希伯来人以外,任何种族从来都比不上。”①

专门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1913~1919年的美

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说:“中国人的传统性情是非常和平、非常安静的。”
加拿大有名的侵华传教士邦德说:“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中华民族的发
展将有利于和平??中国人是一个'非常守法的民族’;他(指赫德爵士)
还预言过,一两百年之后中国可能强大到这样的地步,即足以为全世界规定
和平条件,并且以永远站在遭受攻击的民族一边的办法使得战争不可能发
生,使太平盛世得以实现。”③

(三)强烈的民族凝聚力、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是人们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祖国最深厚的感情,它是中国人
民政治品质和道德面貌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中国人民建设祖国、保卫祖国
的强大的力量源泉。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正是在这面具有伟大号召力的鲜明
旗帜下,团结一致、抵御侵略,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谱写了一曲曲爱
国主义壮歌。正是有了这种爱家乡爱祖国的精神力量,才使中华民族具有伟
大的凝聚力,才使我们国家千秋万代,经久不衰。也正是这种民族凝聚力,
才使不少在海外的炎黄子孙“身在异国,心向中国”,对有悠久历史、优良
传统和丰富的文化遗产的祖国产生依恋之情。
爱国主义与振兴中华是一致的。奋发图强,靠我们的智慧和双手把中国
建设得强大起来,正是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和必然归宿。近百年来,中国人
民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侮辱和压迫,中华儿女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正是为
了要建立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把已经被列强扭曲了的历史重新拨正。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结束了苦难的历史,一举洗刷了帝国主义列强强
加在中国人民头上耻辱,中华民族砸碎了枷锁,扬眉吐气,屹立在世界的东
方。拿破仑曾经说过:“当中国动起来的时候,它将震动全世界。”这个预
言正在变成现实。在现实面前,使一些敌视者不得不承认中华民族“不是劣
等种族”,而是“亚洲最刚强”的民族,是极具爱国心、向心力的民族——
第一,“他们对那个孔夫子的国家的依恋之情是如此深厚”。
麦克考宾说:“的确,他们对那个孔夫子的国家的依恋之情是如此深厚,
以致只是在具有这样的了解时才离开,这就是:如果他们死了,他们的遗骨
要运回祖国去埋葬;因此,中国佬虽然身在我国,却并不属于我国。”①

①转引自《“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183 页。
②转引自《“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170 页。
③转引自《“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190 页。
①〈美〉1876 年《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转引自《“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23
页。
①〈美〉1876 年《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转引自《“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25
页。
美国农牧场主豪立斯特在回答“他们要回祖国的打算总是保持不变吗”
的询问时说:“我以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①

美国传教士勃罗温说:“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机体可以被分割,但是中国
人民仍会存在——他们是亚洲最刚强、勤劳而孜孜不倦的民族,经过适当的
训导之后,也许会成为世界上一种了不起的势力。中国的同化能力是巨大的。
黑人可以受白人统治,印度人可以受英国人统治,但是中国既不是非洲又不
是印度?? '有人想象中华帝国的众多人口会乖乖地屈服于对他们的国家的
瓜分,或者想象任何一支不很大的军事力量都能迫使中国默认这样一种瓜分
计划,这些人乃是很少了解中国人的性格,很少了解他们对祖国的热爱,或
者很少了解他们具有难以遏制的,不屈不挠的意志。’控制了中国人、或者
即使是控制了相当大的某一部分中国人的这样一个外国,很可能会发现它是
背上了一个包袱,与此相比,埃及人同以色列人的纷争就算不得一回事了;
而且这个征服者有朝一日将发现自己成了被征服者,这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第二,“当中国动起来的时候,它将震动全世界”。
濮兰德说:“今天我们正亲眼看到这个庞大的民族觉醒过来,获得新的
精力,并且更为积极地处理事务。和平的中国,这个无可争持的国家,正在
迅速地变成为军事的国家。在一切公众言论中,都表达了希望国家有能力、
有效率、有力量的理想。”①
“拿破仑曾经说过:'当中国动起来的时候,它将震动全世界。’而中
国现在就正在动起来,正在猛烈地动起来。多少年来它一直是面向过去,而
且一直在设法仿效过去。今天它正在面向将来,而且在设法预先占有将来。
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已经在中国发生。它已经放弃了它那古老而受
尊敬的教育制度,采用了最近代的西方学校和学院里的最新课程作为代
替??成千上万出自名门望族的青年人正在出洋留学,许多人是自费,许多
人是官费并受政府的指导,他们要在英、法、德、比、日、美各国最优秀的
院校里的最优秀教师的门下住上五六年,然后返回中国,把他们所受的训练
的好处带给他们的国家。”②
号称“中国通”的赫德说:“两千万或两千万以上武装起来,经过操练、
受过训练而且又受爱国的——即使是被误解了——动机所激励的团民,将使
外国人不可能再在中国住下去。”③
赫德说:“这个种族,经过数千年高傲的与世隔绝和闭关自守之后,被
客观情况的力量和外来进犯者的优势所逼,同世界其余各国发生了条约关
系,但是他们认为那是一种耻辱,他们知道从这种关系中得不到好处,正在
指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够十足地强大起来,重新恢复自己的旧生活,排除同外
国的交往,外国的干涉和外国的入侵。这个种族已经酣睡了很久,但是最后终于醒了过来,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在激起中国人的情感——中国是中国人的,把外国人赶出去!义和团运动无疑是官方鼓励的产物,但是这个运动已经掌握群众的想象力,将会象野火一样烧遍全中国:简单说来,这是一个纯粹爱国主义的自发自愿运动,其目标是使中国强盛起来——以实现中国人的计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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