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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外国人的中国生活之变

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度——这是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除了文化差异外,长期以来的闭国政策是导致这种印象的重要原因。

中国开放政策伊始,外国人就开始陆续走进这个东方国家。技术人员、学生、商人、旅行者,他们游历中国的土地,在他们的注视下,这个国家也愈加开放和自信。

清 退

几十年以后,有些事实,看起来像一种虚幻。

傅高义在他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书中,提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待外国人的政策。

在广州的大部分外国人已经离开,大多数在1949年后留下来的外国人怀有一种更为理想主义的坚持,他们是传教士、教育工作者、福利工作者。

朝鲜战争期间,政府最后坚定了决心,要解决如何处理外国人的问题。广州首先在影响公共安全的地区,没收外国人的无线电接收器和武器。不久后,19511月,100家左右和外国有联系的文化、福利和宗教组织受到调查,其官员和成员被编出名录,其活动受到监督。

能走的,都走了。

少数人,坚持留在中国。他们多数在1949年前便已来到中国,带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把自己认同为中国人,从此生活在这个国度。

上世纪70年代前,3万多名帮助中国建设156个工业项目的前苏联专家,得到中国人的尊敬和礼遇。

不过,这扇有限开放的沟通之门,也在1961年中苏关系破裂后关闭。拥有3000多张床位、专门接待外国人居住的友谊宾馆,文革期间只住了三十几个人。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以独立自主的自信心,将外国人这个自鸦片战争以来就给中国人带来噩梦的群体,拒之门外。

为了坚持对中国的研究,美国费正清研究中心教授傅高义只能隔岸观火。他住在香港,通过特殊渠道订阅大陆出版的所有报纸,从这些公开的消息中,他发掘出大量资料,写成既有学术价值,又通俗易读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书,留下那个时代的印记和观察。

回 归

在比香港更遥远的美国,马丁曾无数次遥想中国的模样。

1978年,作为美国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马丁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天很阴沉,中国是灰色的

此前,作为一个美国人,他没有进入中国的自由,小时候,他曾好奇地问父亲:我怎样才能到中国去?父亲说:从咱们家院子挖个洞,跳进去,就能到中国了。

马丁是坐飞机来的,他看到一个刚刚经历剧痛,正在自寻出路的中国。外国人不再一概被排斥,能给中国带来资金、技术和项目或给予帮助的人,得到有分寸的尊重。

改革开放后最早来中国的外国人,绝大部分是来华投资的外商和我们请来帮助中国建设的专家,一般人要来中国仍然十分困难。原外国专家局副局长陈阳进说。1980年,陈阳进被调到刚刚恢复的外专局工作,这是一个专门负责引进国外专家的政府机构。

最初的重点是语言老师,我们一年1300多个名额,八成到九成都是外语专家。陈阳进说,英语、德语和日语是重点。

这些通过老教授介绍或者国际中介组织寻找到的老师,被分配到北外、上外、国际广播电台等部门,培养中国急需的外语人才。他们一个月的工资在 2000元左右,一半儿用人民币支付,另一半儿是美元。比他们在美国的收入要低一些,但大大高于中国人的收入水平。愿意来的,一般都是对中国感兴趣的人。陈阳进说。

安全是个被特别关注的问题。我们专门制定了外国专家安全保卫工作30条,没有中国人的陪同,外国专家不能到处乱走

自由的尺度

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自由的行走,对于上世纪80年代初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来说,是一个不太可能的奢望。

中国还在经历文革的时候,英国人威廉就有了一个关于长城的梦想。

1967年,还在英国一个小镇读初中的他在地图上第一次看到中国。长城就横亘在它的北部,在地图上我看到长城的起点和终点。我梦想着有一天能骑着自行车,从一头到另一头

这个梦想后来变成了现实。1986年夏天,威廉辞去工作,来到中国。带着很少的行李,他从山海关出发,准备徒步走到嘉峪关,实现他幼年时的梦想。

7000多公里的路程,让威廉感到了作为一个外国人的劣势。他最大的麻烦,不是复杂的天气状况,也不是资金不足,而是没有通行证——当时,长城沿途有些地区不对外国人开放,外国人需持相关部门开具的通行证才能通过。

第一次的徒步长城计划,以失败告终。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外国人在北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40里圈内。“40里圈就是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方圆40华里的范围,其他地方,外国人不得进入。此时,已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开放的步伐紧紧催促着中国内在体制的变迁。

1985年,中国第一部对外国人入境进行规范的政府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颁布,中国244个地区正式对外国人开放。

曾经耀眼地伫立在北京主要路段的未经允许,外国人不得穿越的中英文标牌,也在北京市区范围内被摘除,只在远郊区县保留了100多块警示牌。

上世纪80年代末,年均来中国旅游的游客已经达到1.3万,他们的行程,由专门接待外国游客的国际旅行社安排。如果游客到烟台旅行,他们将在市区停留8个小时,参观烟台博物馆、毓璜顶公园等景区。

为了让外国游客看到他们最感兴趣的东西,烟台国旅费尽了心思。

我们设计了一个在国际上都属创新的家庭访问项目。烟台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月文回忆:外国游客最想看到的就是老百姓是怎样生活的,我们就安排他们走进老百姓家去亲自感受。

这已是最大的尺度。被安排参观的家庭,都经过了精心挑选,连居民家的桌椅、茶杯、糖果点心都是精心准备的,负责接待的居民家门口都贴上了编号,客人分两组,一组十几人,配上翻译,走进家中参观,跟老百姓聊家常。

1995年,北京在郊区的100多块限外牌也被摘除,北京基本对外国人全部开放,他们可以骑着自行车或开车到郊区游玩。

2005年,中国对外国人开放的县市已经增加到2650个,全国只有不到8%的地区未对外开放。

更多老外旅行者选择背起行囊,成为一名驴友,他们发现并欣赏的丽江、阳朔,成为中国最热的旅游景点。

已经在中国生活20余年的威廉·林赛,早已无数次走过中国的长城沿线。他还娶了个美丽的中国老婆,生了两个可爱的儿子。此外,他还成立了长城保护组织,自费号召大家捡拾长城上的垃圾,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外籍长城保护人士。

生活的空间

2003年,18岁的加藤嘉一,在非典肆虐时来到中国。作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他被安排住在北大的勺园。

两个人一个房间,条件还可以,住的都是留学生,就像一个小联合国,讲什么语言的都有。第一次来中国的加藤,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外国人。这里很好,我很愿意住在这里,可以从每个人身上学到东西

他的一些朋友,却更愿意到校外的小区租住中国人的房子,为了更好地融入中国的生活。

加藤和他的同学很幸运,就在他们入学的这一年,北京取消了对外国人居住地的限制。北京市的宾馆、饭店将不再区分涉外涉内,常住中国的外国人,也可以租住中国人的房子,甚至在中国购置房产。

此前,所有来中国的外国人,都只能住在专家楼、使馆区或者专门的涉外宾馆里。

建成于1954年、坐落于北京三环边上的友谊宾馆,一度是来中国的外国人惟一的落脚地。

上世纪80年代引进专家多的时候,接待专家的人员要半夜到友谊宾馆排队,要不根本没有床位。为了解决外国专家的住宿问题,我们又建了一些涉外宾馆,有外国专家接待任务的单位,也大都建了专家楼,这些楼房的建设标准由外专局统一规定,略高于中国人的居住水平。陈阳进说。

如今,在北京,一些外国人集中居住的小区,已成为北京新的特色文化。

在韩国人聚居的望京新城,一位物业公司管理人员统计了他管理的19栋楼的出租情况:50%的房子用于出租,韩国人约占租户的60%。在这个小区里,商店和饭馆的招牌都有中韩两种语言,招店员一名,要求通韩语的招聘启事贴在一家商店的门口。

选择的自由,让更多的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得自在、舒服。

容 纳

一些饭店有酒吧,部分大使馆也有,逢周五就会办活动。北京就是一个小镇。”1981年就已来到中国的美国人弗兰克·西格尔,拥有如此的北京记忆。

西格尔属于为北京繁华的夜生活打下基础的先驱者。19909月,他在位于三里屯的工人体育馆东门对面,开了北京第一家严格意义上的酒吧。如今,北京几乎每周都有新酒吧和夜总会开张。

位于北京东三环的三里屯酒吧街,是所有外国人不能缺少的北京记忆。上世纪90年代初,这里的洋酒卖12元一杯。三合板挡着,隔成一个个包间,酒吧里到处是外国参赞和驻华大使,手提录音机里播放的外国歌曲,让这些远离故乡的外国人,恍惚中忽略了空间的距离,寻找到家的味道。

越来越国际化的北京,让来到这里的外国人觉得舒服、自然和没有压力。一项调查显示,70%的外籍人对北京的工作、学习和居住环境表示满意。

无比热爱五道口的加藤嘉一,觉得生活在北京越来越方便。以前回日本,他提前一周就要做好计划,因为签证很麻烦,回一次国就要签一次。2005年,中国改革了签证制度,像他这样的留学生,可以随时回日本了。

在多个媒体开设专栏的加藤,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出色的媒体人。他以自己的独立思考,观察着这个他充满好奇的国度。

以前,中国人见到外国人,都是防备的姿态。加藤说,同时做了个躲避的姿势,缩得很紧,压力很大。

人们着装很保守,也不愿意与外国人交流。”1985年,剑桥大学人类学博士拉姆斯登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穿着灰色、黑色套头衫的中国人,给他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不过,现在已经大不一样了。加藤说,奥运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了奥运会,全民学英语,每个人都在准备着,迎接外国人,大家对外国人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北京欢迎你。

心态很重要,心态决定成败。加藤说。

我的中国

和加藤一样,美国人杜大卫也已经在中国生活了7年。这7年,也是北京准备奥运的7年,也是他为奥运志愿服务的7年。

奥运会期间,作为一位城市志愿者,他穿着一身火炬手的服装,奔波于三里屯酒吧街。奥运火炬在北京传递时,他曾作为2号火炬手出现。

为了北京的奥运会,这个外国人做了很多。他曾帮北京市的英文指路牌和博物馆纠正了很多错,还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教英语。

在杜大卫眼中,北京奥运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就是让人们用友谊和平的方式来构建和谐的世界。

奥运会后,杜大卫继续在北京的社区里为市民教授英语,他用这种方式为他喜欢的中国多做一些事情。

每次从日本到中国,加藤推开宿舍门就会喊:我回来了!加藤说,他对中国,没有距离感,回到这里,像是回家。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越来越开放的中国。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中,外国人占总数的0.3%。他们热爱中国的京剧,学习中国的相声,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很多人把中国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

2004年,83岁的美国老人寒春,和其他26名外国人一起,成为拿到中国绿卡的首批外国人,来到中国57年后,她正式成为一个中国人。

当满头银发的寒春,举着001绿卡微笑的照片登载在各大媒体的时候,评论家们认为,与其说这是一次单纯的外国人身份管理制度的变革,不如说是日益开放的中国在各方面努力进行创新的一部分。

越开放越自信

424年前,意大利人利玛窦从中国肇庆的一个小码头上岸,他给中国人带来了一张刚刚绘制好的世界地图。从此,中国人知道地球是圆的。

如今,在刚刚建成的首都机场T3航站楼里,每天都有几十架国际航班从世界各地降落;每天都有数千名外国人自由地来到北京,学习、工作、旅行或者定居。

越来越国际化的中国,以越来越成熟的制度,越来越开放的胸襟,容纳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

今年已经87岁的寒春,住在昌平沙河奶牛场一间普通的平房里,度过自己在中国的第61个冬天。

1947年春天,带着对中国的巨大好奇,寒春从美国途经日本来到中国,上海是她的第一站。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后,她必须弄明白,中国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是如何战胜了美帝国主义的机枪加大炮。她被广泛发动底层群众的中国革命深深打动,从此留在中国。在北京郊区的奶牛场,这位曾经的核物理专家,静心为中国培养着高产的奶牛和安全的牛奶灌装技术。

56年后,24岁的加藤嘉一也如愿来到中国。他同样带着强烈好奇感而来。在日本时,他只能从书本上了解中国,对这个一海相隔的国家,他的印象只有两个词:神秘、单一。

五年的中国生活,让他改变了看法。单一变成了多元,而神秘依旧。

中国人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开放,不光是外国人,各种多元文化都可以在这个国家共存,特别是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加藤说,中非论坛、奥运会的召开,更让中国人觉得自己特别牛。

无论如何,中国是个让人成长的地方。加藤把一只手搭在沙发靠椅上,露出自信的微笑。他的背后,是北京北三环璀璨的夜色。

口述人:大山

身份:著名双语节目主持人

说起中国这30年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很多人说我虽然是外国人的长相,却有一颗中国人的心。也有人用电脑来比喻,说我是外国的硬件,中国的软件

我和中国有很深的缘分。1922年,我爷爷就受教会组织的派遣到过中国。他是外科医生,在中国被称作饶大夫,带着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在河南商丘教会医院行医。后来他离开的时候只带走了一个孩子,另外两个都因为肺结核而病死在了中国。

我自己想学中文,和一本杂志很有关系。那是加拿大的一本商业杂志,封面将两个大大的汉字画成了一座高山的样子,山下的一群人面对高不可攀的山峰束手无策。封面上的标题这样写道:我们现在学的最少的语言恰恰是将来我们最需要的语言。我就到多伦多大学选修了中国语言文学,很多同学都不理解,说如果为了以后做外贸,那还不如学习日语呢。不过,在我眼里,神秘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古老深邃,它深深吸引了我。

在多伦多大学的第二年,我就把选修课改成了主修课,并在本科毕业后申请了奖学金。1988年,我到北京大学留学。

当时,我从渥太华飞到纽约,从纽约飞到汉城,从汉城到香港,再坐火车到广州,特别的麻烦。现在就方便多了,从多伦多到北京直飞13个小时就到了,吃个饭,看两部电影,睡个觉就到了。

为了省钱,在中国学习的头两年,我没有回过一次国。那时没互联网,打国际长途电话一分钟要26元,跟家里沟通都是写信。信寄到加拿大要两个星期,然后再等两星期才能收到家里的回信。现在什么都变了,拿手机打,一分钟4元,更别说还有免费的网络电话了。

其实在来北大读书之前,我就已经做好了受苦的思想准备。当时都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比较艰苦,没想到北大的条件比我想象的好得多。我想起来那个时候北大食堂最便宜的是白菜豆腐,4角钱,最贵的菜1.2元,是小炒。那段时光太快乐了。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实证明学习中文越来越有用了。

现在世界正在兴起的学汉语热,说明了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变化有多么大。20多年前我之所以能靠说相声演小品起家,完全靠的是中国观众对外国人讲中国话的一种新鲜感,要放到现在根本就吃不开了。大家看外国人不像以前那么陌生,外国人说中国话也没有以前那么新鲜了。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随着中国的开放,中国的发展,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提高,外国人学中文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中国变化更大的还是人意识上的变化。前不久我和郭冬临搭档出演法国喜剧《超级笨蛋》,我是白种人,郭冬临是黄种人,我们演的都是法国人。但无论导演,还是观众,没人考虑我们的肤色和国籍,大家看的是喜剧。

这种编排形式在30年前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当时中国话剧体现的外国人是所谓典型的外国人,都贴着大胡子,化妆也很夸张。外国人怎么走,怎么坐,怎么说话,怎么比划,都有一套既定动作

这不是说大家忘了自己,或者放弃了自己,或者谁被哪种文化同化了。我们发现我们隔阂很远的时候,我们把对方想象得特别不一样,中国人和外国人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外国人把中国人想得特别神秘,一张嘴都是孔子曰,中国人把外国人想得特别古怪——“外国人怎么那样啊

后来我们接触了,语言障碍克服了,做贸易,做交流,发现人的共性更多,是相通的,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一个比较深刻的变化。

现在,有一些人还在用几十年前的那种眼光来看中国,所以到中国会有很多想象不到的意外。以今年的北京奥运会为例,奥运会前西方媒体有关中国负面的报道比较多,尖刻的批评也比较多。奥运会一开,西方媒体上关于中国的报道也变了,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那些记者以前都是通过本国媒体来了解中国的,奥运会一开,亲眼来看,亲身感受,感觉就不一样了。

现在,我在加拿大呆久了,就会思念北京。走进首都机场,素不相识的人就会对你微笑。进出租车,司机就说:哟,大山呀,昨儿个电视里还瞧见您呢!这个时候,我总感觉自己回家了。很多人说,我就是他们的街坊邻居,是大山哥儿们。我就像半个北京人,与中国已完全融为一体。

□1985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对外国人永久居留问题作了规定。当年起,北京开始摘除禁行牌

□1986

中国第一个外籍厂长、原湖北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德国专家格里西先生成为中国第一个被授予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

□2003

北京取消了外国人定点住宿的限制,外国人在北京可以自由选择住宿地点,甚至可以住在居民家里。

□2004

国务院颁布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标志着中国绿卡制度正式实施。

□2006

入出境外国人已经达到了4424万人次,较2001年的2239万人次增长了97.6%。中国每年仅邀请来华的海外专家就超过44万人次,在华就业的外国人超过6万人,外国人每周在华投资额就达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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