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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华外国记者

近几年来,外国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屡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些报道往往涉及某些争议性议题或新闻事件(诸如2008年西藏“3·14”事件以及最近发生的新疆“7·5”事件)。以是之故,此类新闻报道的生产者,也就是外国媒体特别是西方主流媒体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学界与公众的视野,它们的新闻理念、报道立场、关注议题与生产模式,时常受到国人的争议乃至批判。

    以往针对外国媒体如何报道中国的研究,多侧重对报道文本的内容分析,或对通过“走访”形式把握其媒介组织的生产机制,相对而言,将外国记者作为考察群体、从生产者角度所做的研究比较缺乏。而实际上,人是新闻采写的能动主体,新闻观念、报道框架、组织机制等一系列相对、宏观的因素,最终仍需要落实到生产者的实践行动中去。因而,把握外国记者报道中国的内在动因,不仅需要合理解读报道文本本身,也需要了解其采编人员的基本特点。基于这个思路,本文作者试图以深度访谈为方法,以外国媒体驻华记者为分析对象,对其新闻理念与报道策略进行初步梳理。

    新闻理念:记录中国的变化

    对于中国普通公众来说,外国媒体属于比较陌生的群体,对其驻华记者的了解也迥异于对国内媒体从业人员的认知。这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到今天为止,一般人接触外国媒体的渠道依然相对有限,外国电视媒体在我国内地落地的门槛较高,尽管互联网技术提供了相对便利的接触条件,但语言障碍使得第一手接触外媒报道的国内读者仍局限于相对较小的社会群体;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媒体所担当的宣传使命以及在此使命指导下的新闻理念与报道模式,深刻影响了社会公众对媒体功能的认识与期待。倘若将这种期待转移至外国媒体,希望其对中国的报道同样坚持“正面为主”,显然就会倍感失望,由此引发对其报道的争议就不足为怪了。

    因此,笔者以为,要合理解读外媒有关中国报道引发的争议,首先需要认识和把握其对新闻、新闻报道的基本理念。

    在笔者对部分外媒驻华记者的深度访谈中,他们对涉华报道的功能基本持有共识,即:关注中国的变化。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驻中国记者孔安如是描述:“一方面,描述变化、记录变化,因为这些变化发生很快;另一方面,观察全球化的问题在中国的表现,把全球的趋势跟中国的现实结合在一起。”路透社高级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也同样坚持将记录变化作为报道中国的基本理念:“新闻都是关于变化的:社会在变化,人在变化,中国在变化,在变化过程中会有调整。所以,我不是写正面或负面的,而是写中国人是怎么看这些调整,中国政府是怎么看这些调整,有关部门要怎么解决这些调整,他们的解决方式是不是有效。”

    正是在强调“新闻只在于记录变化”的基本理念之上,外国媒体特别是西方主流媒体对于所谓“正负面新闻”的理解与我们的传统观念有所差异。而这一点,恰恰是导致外国媒体涉华报道引起中国公众不满的主要原因——“为什么你们总报道我们坏的东西,而不多报道点好的东西呢?”在西方主流媒体的价值认知中,新闻本身无所谓正负面之分,其衡量标准也完全脱不开主观的判断,其认知背后隐约闪现的仍然是西方传统新闻理念中一以贯之强调的所谓“客观”标准,这种价值观,深深影响乃至约束了其编辑记者的新闻实践。

    英国电视第四频道驻京记者林夕(Lindsey Hilsum)在访谈中说:“我从来不会问自己报道是正面还是负面,或者是否正确,我根本不在乎。我不在乎新闻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无论如何,正面负面只是个人的主观看法。”这个观点也得到了《金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的认可:“有人认为是负面新闻的,其他人可能未必认可。”他以自己所在的《金融时报》为例,“比较注重挖掘事件产生的背景、形成的过程,而非事件本身……通过这种方式,来解释事件背后的意义。这既可能是负面的,也可能是正面的。”因此,认识到中外媒体、公众在新闻价值理念上的差异,应该是我们重新解读外国媒体涉华报道的起点。

    报道模式:辨析“妖魔化”动因

    能否单纯用“妖魔化”一词来概括外国媒体的涉华报道?国内的新闻业界或社会公众中间,对此都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但这并不影响许多公众习惯性地以“妖魔化”来表达对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不满情绪。“妖魔化”是否有意为之?如何理性认识那些我们称之为“妖魔化”的报道?

    访谈中,笔者将“妖魔化”作为谈话的中心议题之一提出来请对方作答。许多受访者表示,如果将“妖魔化”等同于负面报道为主,那么表面上的确存在“妖魔化”的结果,但实际上,多数外国记者并无这样的主观恶意、也无集体行动的意识,他们只是更多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进行题材选择和新闻生产。

    《金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承认,可能有个别外国记者会有意“妖魔化”中国,但这绝对不会是集体性的一致行为。路透社的高级记者储百亮也认为,外媒记者不存在故意“妖魔化”报道的行为,当然,由于长期以来惯性甚至偏见的影响,他们可能会在某些议题(比如食品安全)的报道上潜意识地导致过度炒作。

    对于西方媒体的涉华报道,业界流传一个有趣的调侃:“用7分钟时间播出中国街道的垃圾,而只用3分钟时间播出街边所种的花”。对此,CNN驻北京分社社长吉米佛罗克鲁兹(Jaime A.FlorCruz)从报道中国的难度出发,作了这样的阐释:“从媒体来讲,没有一个国家或社会可以免费享受比较完美好看的报道,可能这个比较现实。何况中国作为一个对象,对外界来说,很难理解,又大又复杂,历史又那么悠久……很多人都是在盲人摸象,各有各的表述。我们报道中国,也有一点像这样的现象。”他用“马赛克”来形容自己有关中国的报道,“中国是一副马赛克,我们只能一片片地把它贴出来。我希望,我们的观众读者能一块块地理解、吸收,可能过一段时间,从比较远的角度来看它,才能看到轮廓本质是这样的。”

    可见,那些被称之为“妖魔化”的报道,往往是由于外国媒体记者基于共同或者相似的新闻价值及生产惯例,从而过度聚焦某些议题、相对简单化的解读。其背后呈现的,还是中西方不同新闻价值观和专业理念的冲突与差异。正如《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Edward Cody所言:“我觉得,这是两个系统,两种行为方式的问题……我们的理念是挑战官方的言论。这与中国媒体的做法几乎是完全相反的。”

    当然,事实上新闻报道远远不是“呈现现实”那么简单,很多时候,有赖于选择现实并赋予意义,任何报道本身都含有对事实价值的判断和认定,这种判断和认定对于受众造成的影响可能超过事实本身的陈述。特别是对于那些并不熟悉中国的外媒记者与外国公众来说,这种影响表现得更为显著。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驻中国记者孔安强调说,外国人很难理解中国,外国记者要熟悉并全面了解中国也同样十分之难:“外国人就是觉得铁板一块,不知道有不同的利益。客户导向对于西方记者和媒体来说是先在的,其消费者对于中国理解上的隔膜经常会对记者的选题、采访与写作产生影响。记者想要把中国故事讲得更生动、更具吸引力,就需要对本国受众感兴趣的某类题材予以特别关注,由此满足其受众对于中国这个国家的预期。

    可以说,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新闻理念的不同以及外国受众对中国认识的不全面,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妖魔化”理论的形成和传播。但令人欣慰的是,随着中外交流的加深、外国媒体驻华机构性质和类型的多元化,使得这个问题呈现出向好的趋势。比如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华文媒体、中东地区的半岛电视台等第三世界国家媒体声音的逐渐成长,用“同情理解的心态”去看待中国已成为报道中国的另一种重要模式。《联合早报》北京首席特派员叶鹏飞甚至认为,以“理解”的姿态报道中国,在西方主流媒体记者中也并不缺乏。

    报道议题:呈现“多元化”趋势

    总体上,自上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外媒对中国的报道模式经历了“浪漫化”到“妖魔化”、再到多元化的演进轨迹。80年代,外媒主要是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基本上体现出一种类乌托邦的景象;1989年之后,大量负面报道的出现,催生了“妖魔化”理论的流行。进入新世纪,伴随中国加入WTO的进程,外媒报道中国的视角和方式逐步呈现“多元化”的特征。这种转变,可能基于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外国驻华媒体自身的性质与定位的差异,使得不同媒体的记者可以从更多元的立场、角度来解读中国。如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驻中国记者孔安就很强调,他所做报道与商业媒体的差异:“我们这个媒体的关注点以思想文化为主,我认为中国最有意思的变化不是在物质上的,是在观念上的、文化上的、思想上的,可能商业媒体对这些听不进去,不感兴趣,没有那个文化背景。”

    其次,如前文所述,更为重要的是外媒驻华机构来源正在多元化。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社长伊扎特在描述半岛电视台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的动因时说:“50年来,阿拉伯世界一直用他人的眼睛来看中国,我们认为已经到了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中国的时候。”这种区别于西方媒体立场的视角,自然会给予中国不同角度的关注。2006年,半岛电视台第一次对一个国家做了比较深入的报道,专题叫“聚焦中国”(China Week),连续一周,每天5个小时,直播报道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主题。

    再次,中国自身可报道议题的丰富、社会所呈现的复杂性,也促使了外媒关于中国的报道更加多样化。随着新闻议题逐渐由政府转向社会,由官方转向民间,由当下转向历史,由社会转向个人,外媒的写作手法也从仅仅着眼于硬新闻转变为关注更多的个体、人性的故事,从而使中国呈现出来的国际形象更为丰实。日本共同社驻中国记者盐泽英一在参与共同社2006年关于中国的大型系列报道时,深入报道草根的、老百姓的生活和想法,做了不少需要花费时间的选题,如留守儿童、三农问题、少数民族等。据他介绍,这个系列报道选题十分广泛,农村问题、教育问题、环保问题等无不在其关注视野之内。此外,《纽约日报》的亚洲部负责人葛根(Edward A.Gargan)的报道主题,也涉及中国妇女状况、西部农村、中产阶层等等,而且,他更注重以“慢节奏”的方式生产具有深度的新闻作品。

    依据以上的粗略分析,我们以为,只有在理解其新闻从业者、新闻框架、组织属性、制度差异的基础上,关注外媒涉华报道日益多元化的现状,同时,又将其报道放在转型中国的现实背景中去理解,才可能给这些报道以更加合理的评价,也才能对驻华外国记者如何报道中国有更加清醒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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