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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尔滨20世纪早期的几个外国人的社区(下)

    四、波兰人社区(Poland Community)

    随着中东铁路的建设,一些波兰人也同大批俄国人一起进入哈尔滨和中东铁路沿线的地方,不过由于波兰在18世纪未已经被沙俄、普鲁士、奥地利瓜分,所以当时的波兰人没有独立国家的侨民身份,而是以俄国或其他国家侨民的身份进入哈尔滨的。“1908年,波兰人柴瓦德夫即在阿什河(今阿城市)修建了糖厂。……1920年,由波兰资本开设恒信公司。” [9] 阿什河糖厂建设时间早、规模大、技术先进,是中国制糖业的先驱企业。1931年5月15日“举办了哈尔滨波兰商品展览会,展览会期间,波兰驻华全权代表巴尔麦尔、中国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都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电。” [10]在大多数情况下,哈尔滨波兰人社区与天主教社区是重叠的,因为大多数波兰人都是天主教徒。百分之九十的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也是波兰人。与犹太人、突厥-鞑靼、亚美尼亚社区不同,由于欧洲传统的影响,波兰人社区不是一个宗教和世俗相混合的组织。虽然天主教仍然是波兰人自我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波兰社区的核心是建立于1907年的世俗文化机构—“波兰之家”(Gospoda Polska)俱乐部。1909年,建立了斯坦尼斯拉夫教堂(St.Stanislas Catholic church),为此“莫吉廖夫都主教辖区的大主教,也是波兰族人扬·采普利亚克还专程从彼得堡赶到哈尔滨亲自参加盛典,并将自己登记为哈尔滨天主教区教民” [11]。当时哈尔滨的波兰人很多,是在哈尔滨生活的除俄国人、犹太人之外,人数最多的外国人。自1910年开始,天主教堂开始组织自己的慈善机构来帮助贫困的天主教徒。“波兰慈善会于1920年成立,设于南岗区龙江街,代表人为于那克日特克夫司格亚。以收养救济波兰残疾人和贫民为目的。设收容所一处,收容残疾人40余名,免费食堂1处,每年供给贫民午餐约1.4万份。经费靠会员会费、慈善晚会收入,每年收支约在6000元左右”(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建国前外国人在哈尔滨活动简况》(内部出版),1992,第142页)。1922—1924年间,天主教堂甚至还出版了自己的宗教社会性刊物,刊名为《波兰年鉴》(1942年被取缔)[12]。1925年,在哈尔滨在埠头区(现在道里区)建有一座叫圣约瑟的波兰天主教堂(St.Joseph Catholic Church)。1907年,在哈尔滨的波兰人成立波兰侨民会。1912年,开办辛凯维奇中学(在斯坦尼斯拉夫教堂地段)。1921年波兰共和国在哈尔滨设立办事处,1931年改为驻哈尔滨领事馆(该馆1942年被日伪当局封闭)。1946年波兰侨民会开办波兰养老院。

    有关学者对哈尔滨或中国东北的波兰人的人数说法不一:从6000-7000人至不到100人,差距甚大[13]。哈尔滨的地方文献对此的记载是:“1928年,波兰侨民达735人。1931年,1090人。1935年,1112人。1939年,在哈尔滨市的波兰侨民还有1034人。” [14] “1948年,黑龙江省境内仍有波兰侨民1096人,此外还有部分与波兰人结婚的无国藉者。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于1949年内三次遣返波兰侨民742人(内有部分苏联藉波兰人),仍有422人愿意留在黑龙江。” [15]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与波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人类近现史上的悲惨命运相关,也与当时远东及哈尔滨特殊的局势密不可分。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些波兰藉的犹太人,他们虽然拥有波兰国藉,但是其生活的中心却是在犹太社区[16]。看来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波兰人在哈尔滨的人数很多。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于1949年3月和1950年7月与哈尔滨市政府就波兰人在哈的房产处理问题协商处理[17]。1958年,哈尔滨市政府迁移外侨墓地时,对“天主教联合”墓地的统计是:“该墓地同共有外侨墓2104个,按教派分,天主教1298个、莫洛干教151个、基督教信义宗(巴基斯特派)42个、基督教安息日宗92个,卡拉伊姆教41个、鞑靼教480个” [18]。其中,“天主教联合”中的天主教墓地主要埋葬的是波兰人。

    五、犹太人卡拉派社区(Karaism Community)

    卡拉派是与拉比犹太教对立的犹太人宗派,在世界上的人数很少。由于其与传统上的哈尔滨犹太人在宗教、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不同,虽然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的社区却独立的,完全不同于前者。哈尔滨的卡拉派有自己的社区管理机构,其名称叫作占塔(Junta),它是选举产生的。他们的宗教领袖相当于神甫或毛拉,被称为哈赞(Hazzan),所有的宗教仪式都由哈赞负责执行(包括葬礼)。哈赞也签署一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如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结婚证明等,这些文件最终都会被俄国当局、中国当地政府、伪满洲国和国民党政府承认其合法性。

    卡拉派的工厂企业主要集中在民族传统优势行业的香烟制造业,其最主要代表人物老巴夺兄弟所创建的老巴夺烟草公司(后为英美烟公司合并)规模庞大、设备一流,利润丰厚是东北亚地区极为著名的烟草制造企业。卡拉派在哈尔滨人数最多时有120人左右,有自己的墓地[19]。

    六、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社区(Georgian and Ukrainian Community)

有证据表明,哈尔滨格鲁吉亚人在文化教育、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方面比较活跃,他们在1905年建立了“满洲格鲁吉亚人互助协会”(the Georgian Society of Mutual Assistance in Manchria)。格鲁吉亚人大部分是东方东正教的信徒。然而,他们在哈尔滨并没有自己的独立教区、主教和教学堂,宗教活动不活跃,只是偶尔的一些慈善活动与教会相关。哈尔滨格鲁吉亚人的宗教活动主要集中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也有一些格鲁吉亚人是天主教徒,但是无论天主教徒,还是东正教的格鲁吉亚人,他们都不讲民族语言,而是使用俄语。1919年4月,全西伯利亚地区格鲁吉亚人大会在哈尔滨召开[20]。1945年8月苏军进入哈尔滨后,其社区领袖被往西伯利亚劳工营。

    哈尔滨乌克兰人的活动情况与格鲁吉亚人相似。他们的民族自我认同性不强,宗教活动主要使用俄语,活动场所在俄罗斯人的东正教堂中进行。1907年12月成立的世俗性的教育和慈善性质的“乌克兰俱乐部”是他们的第一个组织,此俱乐部后来成为一个业余戏剧社。1916年,由于此俱乐部的努力,远东地区第一个乌克兰小学在哈尔滨建立。在远东地区,他们曾召开过4次大会,组织乌克兰人地方委员会和自治机构,青年团体和新文化协会,努力扩展民族语言的使用。1918-1920年,哈尔滨乌克兰俱乐部创建“乌克兰民族之家”(the Ukrainian National House)、乌克兰中学以及另外一些机构。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深入,乌克兰人开始准备筹建他们的教堂,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之所以要建立自己的教堂,是因为政治因素,即试图将自己与俄罗斯和其它外国人区别开来,而纯粹宗教原因并不是主要的。1922年,哈尔滨乌克兰侨民被批准修建他们的教堂。乌克兰侨民曾打算将他们的教堂变成侨民政治、社会和经济中心,但是1931年教堂建成后,并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中苏两国共管中东铁路后,乌克兰分离主义运动失败,哈尔滨乌克兰侨民政治活动开始平息,乌克兰俱乐部和乌克兰中学处于苏联影响之下。20世纪20年代后,由于乌克兰内部的分争(十月革命后,东北地区的乌克兰人受俄国国内不稳定的政治气候的影响出现分裂),乌克兰俱乐部几乎不能产生任何影响,乌克兰人议会的房子被没收,俱乐部被中国当局关闭,乌克兰中学也完成了她的使命。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侨民的社会作用也开始降低,只有一些纯粹的宗教功能。1932年日本人占领哈尔滨,他们的影响力又受到较大削弱[21]。

    以上的几个早期哈尔滨外侨群体,并不是以国藉为标准加以区分的,而是以民族或文化为依托、自发形成的;有的具有完善的组织机构,能够自我管理;有的还不具备典型的社区特征,它们的相应组织并不非常完善,我们可以称为准社区组织;在所有这些社区之中,文化都起着一定的领导民众、联接内外、凝聚人心等的媒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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