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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个半世纪的变迁

   大都市的另一种额外魅力,乃是透过它的转变,人们可以依恋地回望它的过去。
  外滩是中国和国际接轨最紧密的地方,最当代、最前沿,跟发达国家一样。
  外滩两岸的建筑,几乎囊括了欧洲建筑各个时期的风格,现代的和欧洲古典的交相辉映。
  特别是古典的建筑,浓缩了整个欧洲的精华,以后都不会再有了,和佛罗伦萨的味道一样浓郁。  

  外滩和上海的历史密不可分。上海的开埠从外滩开始,十里洋场始于外滩,有外滩助推,在一个多世纪时间里,上海一跃成为远东最大的都市,被称为“东方曼哈顿”。如今,随着世博会的临近,新外滩改造工程的竣工,在一个耐人寻味的轮回之后,外滩再次出发。
  
  文|唐骋华/图|龚凌
  
  外滩原本是一个很普通的名词。城市傍水而建,便有滩涂;这片滩涂处在民居以外,便被称作“外滩”。因此,河边之城常有外滩——武汉有外滩、长沙有外滩,天津塘沽亦有外滩。
  但去掉这些前缀,仅仅拈出“外滩”两字,你的触角会本能地伸向哪里?当然是上海。如同枫丹白露前不必冠以巴黎、苏荷区前不必冠以纽约,汉语里的“外滩”早有特定指向。只因它太特殊了——还有哪一片滩涂,能对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产生如此重磅的意义呢?
  为此,2007年7月启动的外滩综合改造工程,便分外引人瞩目。今年3月底,在世博会召开前,“新外滩”将闪亮登场。从开埠到“整容”,160多年的沧海桑田变幻着数不清的故事,卡尔维诺说得好:“大都市的另一种额外魅力,乃是透过它的转变,人们可以依恋地回望它的过去。”

  大上海从外滩起步
  
  距离揭开面纱尚有十来天,记者来到海鸥饭店二楼的咖啡厅,放眼望去,新外滩神秘依然——亲水平台罩着白色塑料板,隔离了视线;工地上,工人们正切割地砖、栏杆……耳畔,则呼应着小型平底货轮的马达声和海关大楼的钟声。
  类似景象,那个叫鹭宾·赫德的北爱尔兰人应该亲历过。他在上海工作、生活期间,一座座领事馆、洋行陆续崛起,外滩想必也是一个巨大工地,整日热火朝天。
  1843年,上尉巴富尔抵达上海,就任首任英国驻上海领事。他花4000元购入100亩土地,作为租界。这片土地位于黄浦江、苏州河、洋泾浜、界河4条河流的交汇处,“外滩”(The Bund)诞生了。据专家考证,此前,外滩不过是黄浦江边的纤夫所踩出的一条小道。
  几年后,在今天外滩33号的位置上,英国领事馆大楼拔地而起,成为外滩第一幢西式建筑。紧接着,美国领事馆、法国领事馆也相继落户。“大上海”的序幕真正拉开了。“可以说,正是以外滩为起点向外‘扩张’,才逐步形成了现代上海。”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外滩研究专家钱宗灏告诉生活周刊记者。
  有了领事们的先行,商人的胆子大了起来。外滩区域内纷纷建起洋行:怡和洋行、沙逊洋行、旗昌洋行、宝顺洋行……是这些洋行,给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奠了基。不过,讲述金融故事前,有必要先谈另一位重要人物,他的铜像曾伫立于海关大楼门前。对于上海,对于中国,他意义非凡。在尚未公映的世博献礼片《外滩》中,导演周兵给了他不少镜头。他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鹭宾·赫德。

  孤独的外来者
  
  1863年9月8日早晨4点,经七昼夜漂泊,赫德乘坐的“南京”号缓缓驶入外滩的某座码头。透过船舱,他望见了英国领事馆,也望见了不远处的海关关署,那将是他办公的地方。这个年仅28岁的年轻人,拥有一个显赫的头衔——海关总税务司。
  中国的海关为何让一个英国人统领?“从前中国只有广州设了海关,收来的钱供皇帝享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海关。”赫德研究者、作家赵长天告诉记者。鸦片战争后中国要支付巨额赔款,但财源紧张,上海等通商口岸的海关关税就成为重要来源。“可中国人没经验,不会管;清朝末期又腐败得厉害,层层盘剥,政府拿到的很少。”清廷遂提出,由英法领事馆和上海道台共同管理海关,高级职员一律委派外国人,但任免权由清廷掌握。赫德为第二任总税务司,正宗的“朝廷命官”。
  “他对中国走向现代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赵长天介绍,赫德带来了一套世界最先进的海关制度,彻底颠覆了“江海关”格局。最早的海事、港务、邮政也均由海关代理,可谓开风气之先。
  赫德在上海待得并不长,1865年总税务署迁往北京。但《赫德日记》的美国编者总结:“对于总税务司赫德来说,上海的重要性不亚于所有其他口岸的总和。”最初的蓝图,是在外滩的海关关署里勾画出来的。海关关署,即今海关大楼原址,起初造得像座庙宇,既缺少气派,也没有悠扬的钟声。
  赵长天并不认为用“殖民者”能概括赫德。“他很清楚自己的地位是中国给的,所以中外发生冲突,哪怕是中英冲突,他也会站到中国一边,让他的许多同胞很不理解。”从日记中可看出,赫德的社交生活重复、单调:每10天举办一次晚宴,请的多为海关工作人员。他有意回避外国商界的社交活动,和“东方华尔街”的喧闹保持距离。
  讽刺的是,在赫德领导的近50年中,海关成了清廷最廉洁、效率最高的部门。帝国官场中的“清官”无疑属于异类,这更加深了寂寞,赵长天称他为“孤独的外来者”。

  远东华尔街的双重觉醒
  
  由于牵涉外交事务,赫德常往返于英国领事馆和海关关署之间,空闲时,他也会沿着外滩散步,一路上至少要经过七八家洋行。而整个上海,1858年有70家洋行,堪称亚洲之最。
  最早落户的是英国东方银行(又名丽如银行),随后洋行如雨后春笋般绽放。赫德来上海的翌年,怡和、沙逊、旗昌等10家洋行在香港发起成立了汇丰银行,后设立上海分行。“它刚开始建在今天和平饭店南楼的位置,后来越做越大,要换地方,请英国皇家测量师看楼址,选中了这块地方,即外滩10-12号。”钱宗灏告诉记者。因设计考究,汇丰银行大楼被誉为“从远东到白令海峡最美的建筑”。
  汇丰银行的能量更令人咋舌。它是英国在远东最大的金融机构,一度捏住了中国经济的“七寸”。截至1928年,汇丰银行向各届中国政府的放贷额高达3.5亿多两白银,从而获取了中国关税和盐税的收存权。它还是中国外汇市场的枢纽,连通着全球的外汇交易。
  华俄道胜银行、法国汇理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等金融机构也迅速“抢滩”,展开了激烈竞争。外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吸金,也唤醒了国人的金融意识。1897年,中国首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登陆外滩6号,开启了近代民族金融业。
  外资银行也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本土人才”。当时洋行的“大班”(相当于总经理)多由外国人担任,具体做事的“买办”则为中国人。最著名的首推虞洽卿。他15岁从宁波到上海闯荡,凭借出众的生意头脑,涉足银行、外汇、船运等诸多领域,成为上海商界领袖。
  买办中还涌现出了优秀思想家,如郑观应。他年轻时任职于宝顺洋行,后投入金融、船运等事业,熟悉现代经济的细枝末节,深受“实业救国”思潮浸染。甲午前后,郑观应撰写大量评论,针砭时弊、激浊扬清,汇成《盛世危言》一书,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鲁迅、胡适等人皆受过他影响。
  看来,对曾长期被视作贬义词的买办,不应一概抹煞。他们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经纪人,还有启蒙之功——金融上的和文化上的。
  在中外金融人士的合力推动下,外滩被打造成“东方华尔街”。1949年前,外滩集中了约700家中外金融机构,规模仅次于伦敦、纽约。昌盛的金融业也繁荣了服务业,东风饭店、礼查饭店(浦江饭店)、汇中饭店(和平饭店南楼)等迅速崛起。爱因斯坦旅沪期间,就是在查利饭店内,获悉自己荣获诺贝尔奖的。

  剧烈“变脸”
  
  赫德1911年9月20日逝世,一年不到,宣统退位、帝制终结。1927年,新的海关大楼落成。从此,海关钟声萦绕上海人耳际。
  日寇占领上海的华界,难民涌向外白渡桥,到租界避难。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租界。赫德像被推倒。纪录片《外滩》中,闪现了铜像被推倒的照片——新的侵略者急于抹去旧殖民者的痕迹,国人唯有旁观。“我的心情难以名状。”导演周兵向记者感慨。抗战8年,特别是后4年,对外滩形同噩梦。
  日本投降后,各国领事馆和金融机构纷纷回归。噩梦却又来了:内战爆发,物价飞涨,经济崩溃,货币沦为废纸,人们冲向外滩13号的中央银行挤兑黄金。当时14岁的李敖在回忆录中写道:“清早五点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争取优先兑换。顿时万头攒动,水泄不通……每天被挤死踩死挤伤踩伤的,随处可见。我去买书,经过黄浦滩,已无法在马路上通过,只有踩着舢板,绕水而行。”
  虽然内战还在打,已不难看出谁将笑到最后。1949年5月27日,红旗升上了海关大楼。
  赫德像没再回来,赫德路改名常德路。洋行陆续撤出外滩,或另觅他处,或告别大陆。空下来的大楼,由上海市政府和各大局填补。市政府入驻汇丰银行大楼、上海外贸进出口公司入驻怡和洋行、上海海运局入驻招商局。外滩从金融区域,摇身作行政区域。建国初期陈毅、陈云都在此办公,那场惊心动魄的“经济战”也由此打响。
  《霓虹灯下的哨兵》则从观念角度重新建构了外滩,赵大大、春妮取代了赫德、虞洽卿们。这种影响极为深远。在文化评论家毛时安幼年印象中,外滩和金融无关,却和时事非常亲密,“当年有大事件、大消息公布,人们都会到那里敲锣打鼓。”
  金融味道的回归
  但历史又改辙了。1995年7月1日零点,上海市委、市政府迁出外滩。之后,其他行政机构也陆续搬走。美国花旗银行、法国里昂银行、日本住友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则相继入驻。金融的味道,重新在外滩上空弥漫开来。
  这当然是有意为之,而且早就开始了。原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副总裁汪德顺,见证了变迁全过程。他告诉记者:“当时市政府提出要恢复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外汇交易中心的筹建工作就被提了上来,我有幸成为筹备人之一。”为了找到合适的房子,汪德顺跑遍外滩,精挑细选了30多家,最后看中外滩15号(原华俄道胜银行)。
  “那是航天局所在地,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汪德顺回忆,“主要是时间太紧,只给3个月,要建成5000多平米的交易中心。”好在市委市府有关领导“大开绿灯”,很快协调好了市建委、房管局、市消防局、电信局、电力局等单位。“领导的决心可见一斑。”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1994年开业,也迈开了外滩重新走向金融中心的第一步。经过20年发展,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9万亿元,翻了500多倍。其间,汪德顺目睹了东方明珠、金茂大厦建立,陆家嘴金融中心从无到有,发展迅猛。
  2004年汪德顺荣退,却依然挂念外滩、挂念外滩15号。“感情怎么会不深呢?”他对着记者呢喃。当初为了选址,汪德顺就把这幢楼透彻地研究了一番,加上工作10年,更是熟悉这里的每一层楼面、每一间屋子,“闭着眼睛都能走遍。”3楼有一个露台,恰好面向黄浦江的转弯处,风景绝佳。“当时的市长徐匡迪经常带外宾来参观。”汪德顺告诉记者。他自己也会坐在这里或放松、或思考。他把最辉煌的岁月,留在了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公共空间的消与长
  
  汪德顺透过办公室的窗口看着东方明珠成长,方永进则从江面上看。他原住广东路,是最早迁到浦东的市民之一。去后,每天要坐渡轮到浦西上班,“就这样看着东方明珠长起来。”
  在外滩附近住了十多年,方永进的感受更细节也更生活化。他提到了“情人墙”还提到了“外滩观灯”。情人墙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碍于家里没地方,外面又没什么咖啡馆,情人们看中了外滩防汛墙,每到晚间便蜂拥至此,浦江岸充盈着窃窃私语,一片低沉的嗡嗡声,“哇,那叫壮观。”
  1988年12月,上海市政府确定外滩改造方案,首要任务是防汛,其次是改善交通,再次是打造“外滩风景带”。防汛墙岸线向江心外移并加高到6.9米,沿江设置了32只呈半弧形的观光平台、4只庭式宫灯和8座花岗岩制成的艺术灯柱。这些灯平时很少开,国庆节夜晚则悉数放亮,“去外滩观灯”于是成为上海人的“保留节目”。每个孩子都有骑在父亲的肩头,在万国建筑和人流中穿梭的经历吧,包括记者。
  “情人墙”逐渐消失了,外滩的灯火也不复昔日魅力,上海人少了。方永进告诉记者:“我都两三年没去过了。”改造则持续进行。堤坝再度加高;4车道被拓宽为10车道,外滩车流量暴增,高峰时寸步难行;“亚洲第一弯”成了最新景点……2002年启动的“外滩源概念设计”,则将奢侈品引入了外滩,外滩3号、外滩18号顿时成为上海新地标。
  在钱宗灏看来,这些均有“压榨”公共空间之嫌。“江堤升高,抗洪能力增强,好是好,但外滩的景观也变了:变得不透气了。”而商业机构的涌入,更是排斥了普通市民。他认为这是不妥的。“还在清末,很多外商就提出开发外滩所有土地,却被另一批外商顶了回去。最终,外滩保留漂亮的江堤,上海也就有了一块滨水城市空间。”
  2007年7月,外滩综合改造工程启动。外白渡桥去了又回,“亚洲第一弯”就此谢幕……《外滩》的片花末尾,一个身穿芭蕾舞裙的孩子站在黄浦江中间,注视两岸。周兵告诉记者:“他期待着那个谜底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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